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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昏天黑地地忙了一个冬天,不问世事,不参加聚会 ——不是我不想,而是实在没有时间。我很少在晚上十点之前收工,三更半夜推开家门,有时候累得连鞋子都懒得脱,一头栽倒在床上睡到天亮;醒来往往是早上六点,天还漆黑,扶着墙去洗手间刷牙,看睫毛膏还好好地涂着, 干脆脸也懒得洗,拎包出门去布置媒体看片会。

因为害怕堵车,我不得不坐地铁;因为睡眠不足,我做出了从前想都想不到的事:拉着拉环,站着睡着。地铁到站的时候我一头撞在门上,眉骨立刻又青又紫;这不算糟糕,糟糕的是我才发现手机被偷了;这也不算最糟糕,最糟糕的是手机里有没来得及备份的媒体联络人名单。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从地铁站走出来的,我一路哭到媒体看片会, 心想自己闯了弥天大祸。那是一部很棒的电影,我希望有很多观众喜欢它,如果因为我的工作失误导致它的宣传力度不够,我觉得自己是“国产电影的罪人”。

我跟我的老板英总就是这么说的,现在我仍然能想起她先是惊愕然后拍桌大笑的样子。我站在她对面伤心地抹眼泪,她似乎想止住笑,弯下腰捂住脸,可还是笑得浑身颤抖。 英总是个三十岁的单身女人,但她总喜欢称自己“少女”。 我哭成了泪人,简直想以死谢国产片。 “不至于不至于。”英总边给我擦眼泪边说。 “来,擤鼻子。”英总又帮我擦鼻涕。 我觉得这是老板要炒掉我的前奏。 “英总我辞职,如果您要我赔偿损失,我就赔。”我抽抽搭搭地说。 “小姑娘没经过事儿,胆子跟芥末籽儿似的。你没备份,我也没有?”

英总把她的手机递给我。 看着通讯录里的一串名单,我真后悔哭得太早又太凶。说好的职场新锐呢?真丢人啊。

~2~

回到广州一连三天,我都陪着我爸妈奔走在各种应酬的场合。我记得小时候他们的应酬再多,上午的时间也是自由的。那时候我一般天亮时就醒过来,悄悄推开爸爸妈妈的卧室门,在床边找一条窄窄的空间睡下,不惊动他们。再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上午九十点钟,窗帘拉开,爸爸妈妈在客厅里坐着喝茶读报,偶尔有交谈声传进来,我幸福地闭着眼睛,感受着阳光洒在身上的温度 ——许多年后我想起“幸福”二字,浮现在脑海里的,只有那片暖和的阳光。

但是这一年不一样了。他们连早茶都在应酬。我照例天亮时醒来, 可是家里空空荡荡,和北京的房子一样。小时工不知道什么时候来过, 他们的床铺干净平整,客厅里的报纸整齐地叠好,只有茶杯上的水珠证明早上它的确被使用过。我曾经的幸福,小而简单的记忆,却很难找回了。

他们会在中午时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某个饭局。很多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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