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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很重要。”

“对，工作非常重要……国家尚在恢复，我们还没到了能自由自在休息的程度。”

办公桌上摆着一摞信件。几次退信之后，塞巴斯蒂安·赫尔曼似乎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不受欢迎。上个月他最后努力了一次，在电话那边哽咽着，“阿历克斯，对不起，我只是想向你道歉——”

“说什么呢。”施瓦伯格假装轻快，“别胡思乱想了，巴斯蒂。好了，祝你生活愉快。再见。”

解决掉一个麻烦真是很愉快。施瓦伯格翻看新来的信件，有一封来自黑森州的韦茨拉尔。他的心脏猛地缩小了，来信人是那间养老院的院长。院长写到，奥登瓦尔德夫人在已于三月底去世，感谢他长期以来的资助。因为事出突然，没办法邀请他参加葬礼。尚未用完的款子会原路打回原账户。施瓦伯格把信读了几遍，折起来塞进信封。他用手抻平信封，再仔细看了下那个地址，最后将信放进抽屉最下面。

这天，昆尼西加了两小时班。晚餐时间，他坐在食堂角落，沉默而迅速地吃完了冷面包和香肠。施瓦伯格没有再与昆尼西聊天，他在办公室待到十点钟，抽掉了小半包烟。

上次去见奥登瓦尔德夫人是两年半前。那老妇人完全糊涂了，见了他就露出傻乎乎的笑容，拉住他的手不放。“你回来啦，我的埃里希。”黑森口音轻柔而混沌，“坐呀，坐下，亲爱的。你又去哪里玩了？去钓鱼了？傻孩子，林子那么大，你要小心脚下……”

施瓦伯格僵硬地坐在软椅上，养老院的护士给他送来茶和饼干。他们都以为他是奥登瓦尔德夫人的表侄之类的远房亲戚。老妇人的手很热，掌心粗糙，“我给你织了毛衣，你穿上了吗？埃里希，我知道你长大了，爱漂亮，怕被姑娘笑话。但是天气太冷了，你得穿得暖和点儿，不然你会腿疼。”

她微笑着，蓝眼睛浑浊了，满脸皱纹，头发雪白。她的时光永远停留在三十五年前，埃里希·奥登瓦尔德，她的儿子，活泼的年轻人，刚满十七岁。施瓦伯格1957年找到她时，可怜的爱莎·奥登瓦尔德就已经疯了。1955年，她所有的希望破灭了，从苏联而来的火车没能带回她唯一的儿子。她的丈夫同样死在东线，小女儿因营养不良夭折。施瓦伯格在疯人院见到她，她睁着大眼睛，褐色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埃里希，”她惊喜地叫道，冲上来抱住施瓦伯格，“我知道你还活着！我亲爱的儿子——”

施瓦伯格出钱，为她找到这家养老院，算是对那套国防军军服的补偿。他固定给养老院支付一笔款子，写信询问奥登瓦尔德夫人的情况。他不经常去养老院，因为每次见面，这位德意志母亲总是将他误认为早就死去的儿子，给他亲吻和拥抱，而施瓦伯格根本无法招架这份错误热情。

“你要经常回家来，”上一次分别，奥登瓦尔德夫人这样说，“埃里希，多回来探望你的妈妈……我知道你长大了，男孩子长大了，就会害羞，不愿叫妈妈。可我是你的妈妈，我的儿子，你要记得我……”

“我会的。”施瓦伯格许下诺言。他打算去的，可升职、调任，一系列的麻烦事令他无暇分身。回到租住的房子，施瓦伯格坐在餐桌旁，圣母像静静地注视着他。他拿起瓦尔迪摆弄了一会儿，假装对这只狗的耳朵产生兴趣，但很快就将玩偶扔到一旁。香槟和红酒也无法填补他内心怪异的空虚和沮丧，他就像一个失去目标的陀螺，跌跌撞撞地围着餐桌转圈。时钟敲响了十二点的钟声，施瓦伯格颓然地坐下，过了几分钟，他站起来，走到圣母像前，双膝下跪。

“万福玛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