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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回北京后去地坛医院找她一个大学好友，王主任。她事先和王医生联系过，大概知道我目前的病情阶段。或许，他能在我剩余的日子给予我最大的帮助。

　　果不其然，回来没到两个月，我又再次因为病毒感染而发烧昏迷在床上。在我意识最为模糊之时，是母亲和小乐共同护送我上了计程车，耳朵隐约听见母亲着急的催促声，“司机，快到地坛医院！”

　　我的双眼中能感受到轮子的移动，灯光一闪一闪地刺激着我的眼皮。我的嘴巴似乎盖上了什么，四肢无力地瘫软在床上，时不时伴随着几声严重咳吐。最后，还是不负重荷地昏睡过去。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是解放了。

　　当我再次醒来时，宛如当初在上海医院时的情景。病人服、氧气罩、输液、更硬的床板。一切那么熟悉。只是，这次的病房，是单人的，空间狭隘了不少。

　　手捧电脑的小乐看到我醒后，都顾不着自己电脑放哪，直接握住我的手，“你终于醒了！要喝水吗？肚子饿不饿？”

　　还未等我反应过来时，他已经起身出门，“不对，我要把王主任叫过来…”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内心百般煎熬。他走出门那一霎那，我隐约看到窗外两具熟悉的身影。他们先是面向小乐，然后往我病房望去。

　　不一会儿，小乐和母亲便消失在我的视野中，留剩一具孤独的背影。那是父亲的背影，可他怎么看起来弱小了许多？不。我两个月前回到家时，他已经瘦弱了不少。

　　我从母亲的口中得知，尽管父亲嘴上老埋怨关于“我是同志”的事实，但他在过去两年来一直担心再次离家出走的我，尤其是我的病。他夜晚偶尔会独自用电脑帮我找各种治病方法，他还会去大医院亲自挂号问医生和护士求助，甚至跑中医给我取补身子的药。然而他每次取完药后也只是堆在家里，到一天母亲从厨房柜子翻出了中药味十足的大袋子，才知道他前后一年都在偷摸摸地干着这些事。

　　本以为他是碍于面子不肯把药寄出去，母亲则想挑出尚未过期的中药寄回上海，但早已知晓一切的父亲还是阻止了母亲，“别折腾了，这些中药也没办法治好他，我只是瞎忙求个心安理得。”

　　母亲永远都忘不了他那会说话时的叹息声。

　　回到北京的那一天，他早早就到机场接机。他的脸还是依旧严肃，但眼神里不再充满戾气，语气也相对温柔了不少。让我更为惊讶的是，回家后的他还会开始主动跟小乐拉起家常。

　　一次饭桌上，父亲问小乐，“你喜欢足球吗？”

　　小乐摇了摇头。

　　“篮球呢？”

　　小乐又摇了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