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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后，我们又回到公司大楼附近，乔瑟琳要给我看的文件必须连上内网复验才能操作，而外面的公共无线网络又很不安全。

资料调出来，我正要细看，乔瑟琳伸手一挡：“你拍照。”

我还以为自己没听清：“什么？”

“你拍下来，回去再看。”乔瑟琳不动如山，又朝电脑屏幕扬扬下巴，“快点。”

我看了看她，实在无力反驳，于是默默照做。

余光中，我注意到乔瑟琳慢条斯理地从挎包里摸出来个什么，接着又双手握着，对准我。

我扭过去。

是手机。

“公事公办。”她极为淡定，毫无被抓包时应有的忐忑，甚至挑了挑眉，对我僵硬的面部表情表达不满，“笑一下。你的笑容在哪儿？”

“我现在笑了也看不出来的。”我指了指口罩。

她倒没有得寸进尺地要求我再把口罩摘了，只强令我认真笑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在“作案”现场笑——而后终于放下了手机，站在我身侧稍作解释。这类业务完全是我的知识盲区，重点放在哪儿、东西怎么看，这些都要靠乔瑟琳指点迷津。我认真听着，心无旁骛。

老实说，乔瑟琳拍了我的“罪证”，我心里反而踏实许多，至少能从那种无止境的猜疑当中挣脱出来呼吸片刻了。

公司在股份上的信息统计很全面，有些公开给投资者的年报内容里写着“不适用”的，在公司内部文件中，也有详细的说明。我需要的资料大多都集中在小股东这边，匆匆一瞥，印象最深的是CTO的持股比例。

先前发现他是依法需要公开相关资料的大股东、现在又仍然拥有百分之二点七的投票权，我还以为他是去年刚刚跌过百分之五的分界线。现在读了详细情报才知道，原来CTO分得的股份相较而言并不算多，在一千两百万股左右。公司的股票发行初期，他一直在市场上进行买入，如此几年下来，套现离场，身价暴涨，但手中的B类股却基本没有流失。

钱财多到了一定境界，人就无法从这种得失中获得足够的刺激，金钱回归了原本的工具地位，而人性的部分也逐渐展现、放大，直至无法忽略。易地而处，CTO与梁衡岗位相近、工作内容又互为补充，拿到手的，差异却如此之大，恐怕难免感到不平。

想到此，我多问了一句：“我知道在组建创业团队的时候，我们的首席科学家还在杭州工作。为什么后加入的他得到的股份差不多是CTO的两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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