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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姚。”

她学得惟妙惟肖。

我诚实地夸奖了她:“很杰出。”

“在你的家乡,”她又问,“有什么特别的当地语言吗?”

我摇摇头:“我家说普通话。”

她恍然大悟地点点头。见我还看她,似乎是误会了什么,潘德小姐有点儿过意不去的样子,说:“别笑我。我不会说印地语。所以‘桑妮亚’的读法就是‘桑妮亚’,没什么特别的。”

我不至于不解风情,开玩笑说:“我会一点儿。王八洞王八洞王八洞。”

潘德小姐笑起来:“学得很像。”

这是坐地铁时常能听到的印地语播报语音的谐音,意思是“999”。

我有点心猿意马。要和她闲聊几乎是一种煎熬,潘德小姐今晚太放松了,没了专业性和疏离感,她仿佛再不是坐在主席位的BCG合伙人,而我也不必排头冲锋,与她同台对擂。我好像在度过一个美妙的夜晚,为了这夜晚我精心打扮,她也精心打扮;我遗忘次卧里的纸箱,遗忘烂在我肚子里的谎言,剑拔弩张在她的注视中消解,我忘记自己在哪儿,忘记身处此地,又是何原由。

好像这真的只是一个美妙的夜晚,我身边的女士和我共享美食、记忆,以及剩余的一切。

我该期待什么?

“这是马拉地语,下面是旁遮普语。差别很大吧?”说话时,潘德小姐在邀请函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我不知道马拉地是哪儿的人,旁遮普又在什么地区,但纸上留下的陌生语言非但没有让人变得清醒,反倒使我更糊涂了。

我只是单纯地试着表达善意,将包里的钢笔拿出来,接过她的邀请函,在空白处用汉字写下我的名字。这卡纸的质地太光滑了,墨水半天都不干,我拿邀请函的手差些晕开了她的字迹,还好我发觉得快,立马便抬起拇指。

“你的笔不属于现产的沈金系列。”潘德小姐忽然说。这时演奏会已经快开始了,周围人比较多,她说话声音很小。我没听清楚,凑过去了一些。

潘德小姐附在我耳边,道:“你这支笔的作者是道上光司。他的个人风格太强烈了,国光会的沈金,他和别人的作品放在一起,通常一眼就能辨认出来。他的遗作出现在并木,最晚应该是2011年,之后就只能在二手市场见到了,因为道上光司过世于2010年。”

她夹杂了好多类似罗马音的词,明显是日语,我没能第一时间反应过来她在说什么。观众席已经熄灯,指挥最后露面,管乐的演奏家们明显不在状态;倒是弦乐,不论拿的是手臂长的提琴,还是架着一人高的提琴,都蓄势待发,等着开始的指令。

“你现在进店里去买一支沈金,当然只有角康二的作品。如果真是十年以前,想买到角康二作画的钢笔,没这么容易的。他的屠苏器比钢笔要有趣得多,顺便一提,”潘德小姐侃侃而谈的样子就好像在说,她正和我聊着什么我们应当很有共同话题的事情一样,“轮岛漆器方面,角康二是中流砥柱。假设你真的想去民俗博物馆当讲解员的话,除了福州,不应该忘记轮岛。”

我就是再傻也听明白她在说什么了。她明显比我懂莳绘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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