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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就在今年六月间，“两广事件”又爆发了——“南天王”陈济棠、广西军阀李德邻、白健生拒绝交还广东军政两权给南京，举兵反江。

此次闹了足足三个月的事变，最后虽被江以买通两广军政府内部一部分军官的手段而瓦解，但差一点又大打出手的局面让宁铮不得不得出一个让人丧气的结论：只要有内部动乱在，江的矛头，肯定是要优先指向妨碍他实现权力大一统的内部势力。

“宁赠友邦，毋予家奴”，“攘外安内”的主旨不可能改变。即使到了现在，地方军阀也照样熙来攘往，那么集结起全国力量一致对外全力抗日，何年何月才能实现？

通过“肤施会谈”，宁铮深深为周先生和他身后的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而折服：的确，只要对抗日战争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就不怕无法胜利；而如果再不全面抗日，伪政权会越来越多，情况会越来越难以收拾。

宁铮记得谈判的最后，“美髯公”周先生忽然握住他的手，说：“毛先生让我转达对你的谢意。”

宁铮不解，周先生解释说：“还记得今年春天你出资从上海送到苏联的三个孤儿么？其中两个，就是主席的儿子。”

宁铮一听，爽快地笑了起来，“无心插柳，可见有缘。”

宁铮变得越来越忙，经常一星期才回一次家，其余时间，经常是在位于西安郊外的王曲镇，那里，他办起了“长安宁军军官训练营”，第一期选出无恶习、军事文化素质高的一百零八名年轻军官，和吉松龄一起，与大家同吃同住在砖房和窑洞，生活素朴到了极点，为培养抗日军官积聚有生力量。

宁铮号召大家一起畅所欲言，并发言说，希望大家对抗日有信心，我们很快就会打回去，中国必定胜，就像当年他曾受到南开校长张伯苓的演讲启迪一样，因为——“有我在，中国不会亡！”

被赶到西北“剿共”第一线的东北军士兵，有仇不能报，有家归不得，愤懑难当，郁结于心；听了司令的表态，都欢欣鼓舞，士气大振。<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