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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一九零三年,沙俄修建了纵横东北全长达两千八百余公里的东省铁路,使沙俄的势力伸向东北。第二年日俄战争爆发,以沙俄战败而告终;日本取得了长春至大连的“南满铁路”的使用权;而从满洲里至绥芬河、哈尔滨至长春的中东铁路,则仍控制在沙俄手中。
后来沙俄由苏俄替代,宁铮有了想一劳永逸武力收回苏俄中东路路权的决心,南京政府也表态支持;奈何形势比人强,宁军惨败,而南京政府原本许诺的支持到后来也被证实不过是空头支票一张;此次行动,更直接导致苏俄与中国断交。
宁铮与江先生相差十四岁,人生阅历自是不同;他们的关系,也非常奇特:亦师亦父亦友亦敌——跟在党内血雨腥风的权力斗争中杀出重围的善于玩弄权术的江先生比起来,宁铮的政治敏感度和有效手段则是少得可怜。
宁铮最痛恨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而江先生最痛恨的,则是一切要取他而代之的人,威胁到他“中华民国政府主席”地位的人,两人道不同,不相为谋。
当年的东北易帜,除了宁铮厌恶中国人打中国人外,想举全国力量共御外敌也是结盟主因;但从去年的中东路事件,宁铮已经看出,当东北的危机到来时,南京政府并未如先前承诺的那样,迅速派兵支援,给钱给人,而只是虚张声势,在后面摇旗呐喊……全是虚的。
中东路事件,套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让宁铮“理想的头撞了一个大包”。
而此时此刻,南京政府和江先生在干什么?从五月开始,有粤系军阀揭竿而起,讨伐南京政府,江先生当然不能坐视,立刻全力反击;此事刚刚告一段落,他又挥师中央军三十万兵力,进入西北进行“剿匪行动”。
这“匪”,并不是西北常见的如臭名昭著的党跛子那种——其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甚至胆大包天到破坏周秦文化,从而成为千古罪人的传统意义上的土匪——而是由进步力量组成、深得人心的“共匪”军队。
他把这“匪”看得如此之重,以至于怕出现任何其他突发事件来打扰,就在“九一八”前七天,江先生即将亲自出马去江西“剿匪”,还不忘在石家庄与宁铮会面,并谆谆嘱咐道:“如果日本人‘挑衅’,一律不准抵抗,还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与日本人打交道的事情,交给中央。”
这几天,是宁铮生命当中最痛苦、最漫长的时间:他马不停蹄地接见中外各路记者,发表声明;召开闭门会议,紧急磋商东北问题,广泛听取了国民党高官、政界知名政客、东北高级官员等共二十七人的意见和建议,与会人士均认可“听命中央处理东北事件为上策”的意见。
而被寄予厚望的江先生,则在明知当前形势的情形下,还是坚持在南昌坐镇,亲自监军围剿共军军队,直到三天后国内舆论已达到沸点,他不得不先行处理九一八事件,才不紧不慢地回到南京,成立了一个“特种外交委员会”,主管向国联告状和等待斡旋联络之事宜,消极姿态已摆个十足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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