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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了,说法官,这是我的两个孩子,不是商品、物件儿,您要少判给我一个,我就得抱着另外一个去跳楼——哭得心酸,我那书记员儿小姑娘听了,好悬差点儿没跟着她一起掉眼泪,您说这让我怎么判?我只能跟律师说,你给调解撤诉吧,她这种状态,法院没法儿出判决书,依法判决,换哪个法官都是我刚才说那结果。”

  金老就事论事,笑着肯定:“现在是,标尺卡那儿,你不照着判,就犯错误;照着判,她真跳了,你责任大了。”

  章法官谈起当事人,颇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那当事人的岁数就跟自家孩子差不多:“昨儿还我生日,到家我闺女给买那挺大个儿的生日蛋糕,气得我一口都吃不下,我这都快退休了我。”

  陈悠端了两份水果盅送到餐桌上,恪守着方碟在下、圆盅在上的规矩,正要转身离开,就被金老喊住:“悠儿,过来坐会儿。跟师父说说,就你接触的案子,你感觉老百姓维权难不难?”

  陈悠想起不久前刚刚结案的一桩劳务官司,个人状告央企拖欠劳务费,法院判决个人胜诉——当陈悠把判决结果告知给家里曾有长辈参与过宪|法缔造的世叔伯时,竟得到一通感慨:能判赢就不容易,判给的金额又和诉讼金额八九不离十,个人告赢央企,拿回钱来,这搁以前都是不敢想的,司法改革见成效!——但是陈悠知道,自己和当事人从专业法律角度为这起官司做过多少准备功课,换了没学过法律、不知如何举证、陈述不当的普通百姓,输赢的定数实属渺茫,她踟蹰回答:“我觉得……还是……有点儿难……吧?”陈悠不免想到,另一个涉及死亡赔偿的劳动纠纷,案子拖了三年仍然悬而未决——陈悠知道,这类案子,自己是不敢再接的,她不想再次逼迫自己直面案卷里血淋淋的现场照片,以及数度悲痛欲绝的家属。除了躲在案卷背后感同身受地悄然落泪,陈悠认为以自己目前的状态,暂时无法给予他人任何安慰。

  金老用手指在桌面不轻不重地敲击了两下,对陈悠的含蓄表达表示不满,他强调:“不是有点儿难,是太难了!甭管什么纠纷,不起诉,干吃哑巴亏,对个人而言就是经济成本,对国家而言就是法制成本——合法权益受侵害,不报案、不起诉,间接纵容违法行为、降低犯罪成本的,太多了。起诉了,又可能面对周遭人非议,人际关系成本增加,国人的传统观念还是‘轻易不惹官非’。”

  章法官附议:“这真不像国外,私家小院里‘露天场所吸烟’,都能被邻居告到法院——还不是咱们这儿的‘公共场所吸烟’,人家更严格。外国人觉得正常,中国人接受不了,讲究‘万事以和为贵’、‘和气生财’。”

  金老继续剖析:“求职的时候,人力资源经理还可能上网一查,有官司、事儿多,不敢用你,这就是机会成本。法院立案了,找你开庭,随叫随到,时间成本。要是委托了律师,又一笔开销,对吧?这么多成本算下来,官司赢没赢、赢面儿多大、够不够本儿,都不一定——所以我就说,老章,法官坐在法庭,再难没有百姓难。”

  章法官想起司法改革以来从未间断推出的诸多细则:“这几年条条框框越来越细致,我们这些老家伙,老了老了,越来越不敢判案了。”

  金老颔首:“这是好事儿。‘把权力关进老虎笼子’嘛。”

  陈悠提出异议:“章老师您是接受权限制约了,可年轻法官和陪审员还是什么都敢现。”

  金老提高声调,笑问:“这又哪壶啊?”

  “仲裁在笔录上做手脚,把违法的说成合法,一审将错就错,二审推说疏漏在当事人没经过专门学习培训——立案条件上写着当事人必须具备法律学力了吗?——师父让我体验法学零基础的维权之难,开着庭呢,我也不好当庭怼法官,万一是同门师叔伯带出来的萌新小师弟——我就问‘那错误就可以不用纠正了吗?’——结果他倒来劲了,跟我叫板‘你再说一遍?’——要不是师父嘱咐我全程不许带法律脑、不许挤兑人,我真想问他看的到底是案卷,还是什么网的小粉红文儿。”陈悠提及最近一起劳动纠纷,年轻气盛的法官让她想起十年前在文化创意公司和年纪相仿的兄弟部门主管之间的互怼暗流——风华正盛的青年男女出于工作原因,纯粹的革命阶级友谊被好事的三姑六婆传成“相爱相杀”,陈悠膈应至今。

  庭审的时候,不知道那位法官搭错了哪根脑筋,突然情景再现了当年对方主管想看陈悠是不是“兔子急了也咬人”的把戏——陈悠极力地克制了又克制,才没让自己当庭回怼。她不是怕自己怼不过,更不是怕法官难堪,而是她知道自己回怼的路子一定跟师父一样剑走偏锋、直指要害,让对方尴尬地下不来台、于法理又无可挑剔,辩论风格太明显,她怕曝露师承:她参与这场官司的初衷,是以自己做派呈现出来的人格品质去力保陈述真实、从事理角度说服法官,既是司法小白维权打样,也是将来参与国际谈判的一次实演,而不是以师父的威名狐假虎威。陈悠反思,可能是自己的长发造型干扰了视线,招来了不专业的反馈……因此,在庭审结束之后的第一时间,她就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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