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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了许多儒生方士，消息传到鲁地……”

　　胡亥一听就明白了，道：“你是想说先帝从前焚书坑儒的事儿。大约为尊者讳，所以不提先帝，只说李斯的事儿。”

　　叔孙通低了头，不敢乱拍马屁，讷讷道：“陛下明鉴。”又找补道：“小臣老师也是一时激愤。”

　　“一时激愤？”胡亥冷笑道：“你现在就写到信里去，务必把焚书、坑儒这两件事，原原本本告知你老师。”

　　不只此时的人有误解，便是后世的高中课本来，说起这段历史来，也是堂而皇之的什么“焚书坑儒，是秦始皇残暴专政的体现”，诸如此类。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早已无人在意。

　　然而胡亥却要为先帝正名。

　　事实上，“焚书”与“坑儒”根本是两件事情，而“坑儒”说成“坑方士”可能更恰当一些。

　　先帝一统六国后，推行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语言、度量衡等等。这些在后世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当时推行时遇到的阻力却是难以想象之巨大。

　　而李斯提议的“焚书令”，本质上是为了加强新帝国众黔首的思想统一。

　　李斯所提议的“焚书令”，所烧的也并不是所有的书，而是有特定种类的。

　　首当其中的，就是非《秦纪》的其他国家的历史书籍。这相当于是要统一历史事件在记载上的情况。所谓的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就是这么回事儿。

　　其次，先帝推行“以吏为师”，而当时私学之风盛行，焚书也是为了推动官学正统。

　　而且皇家藏书，并不在“焚书令”范围之内。

　　若不是此后项羽入关后的咸阳大火，许多典籍当仍有存留。

　　从文化的角度来讲，焚书并没有给古典文集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可是从执政者的角度来讲，焚书却是一种有效的统治手段。

　　胡亥道：“你告诉你老师，朝廷的焚书令，并非针对儒家，而是要推行官学。”

　　叔孙通不敢反驳，“喏。”

　　胡亥又道：“至于坑杀那些儒生、方士，就更跟儒家扯不上什么关系了。要真说起来，算是揭了先帝的丑……”

　　叔孙通手中墨笔一顿，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写下去。

　　胡亥摆手，道：“无碍。先帝乃是千古一帝，功过由人评说。他不会介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