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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换个人这么说,苏轼必然不放在心上。但是这韩邈毕竟是凌霄子的夫婿,又是东京城一等一的大商人。若是施行这法度,对于他,乃至他身后的相州韩氏都有巨大影响。没料到这人居然持如此态度。

  饶是苏轼文思锋锐,辩才无碍,也要回去想上一想了。

  韩邈对于苏轼的想法却不怎么关心。这新法对他而言,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东京,而在相州。他的《日新报》是因何而办的,韩邈可没忘记。

  作者有话要说:  苏轼最初是反对新法的干将,在颠沛十载重新归朝后,又反对司马光罢黜“募役法”,再次被流放。不是他不合时宜只会挑刺,而是因为他亲身经历过,政治观点发生了变化,站在了更广大的百姓一边。一成不变的只是人设,是人就会有变化,心态上的,阅历上的,立场上的。而苏东坡的伟大,也正在于此。

第161章

  没有让韩邈等太久, 只是七八日, 相州就有来使。如今已经复判相州的韩琦韩相公, 让人捎来了一封书信。

  仔仔细细看过了韩琦的来信,韩邈轻声一叹:“相公真乃直臣也。”

  其实韩邈最担心的,就是韩琦对于新法的态度。之前的“农田水利法”, 韩琦并没有太大意见,故而《日新报》可以顺水推舟,支持一下新法, 乃至为其查漏补缺。到了“保甲法”和“将兵法”, 事关军事,《日新报》根本没有发言的立场, 也就避而不谈。

  而现在的“募役法”就大大不同了。此法是要“公议”的,要天下官吏都来“论定”, 无人有异议了方才施行。这是天子和王安石对于“募役法”的看重,同时也其软肋所在。若是民意汹汹, 这新法还能施行吗?

  而引导民意的最好手段,正是《日新报》这样的报纸。更重要的是,久居东京城的百姓, 未必会支持这个新法。因为新法欲对城市中的上五等户, 官户,僧道户等等征收“助役钱”。偏偏这些人在东京城里人数众多。一旦《日新报》有意煽动,怕是能引来山呼海啸,直接让天子改了心思,让这新法无疾而终。

  违逆新法, 必然会引来王安石的关注,就算有甄琼这个圣眷正浓的通玄先生,《日新报》也必然会受打压。而支持新法,韩琦却未必会同意。毕竟这个新法不同以往,是真正涉及到了千万官员、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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