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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说：“你要不要问问薛先生在天津怎么样？”

她点点头，示意我把手机递给她。我替她开了机，她拨通薛先生的手机，却显示无法接通。 “可能在应酬？”她疑惑地说，然后打给薛先生在天津的秘书。 秘书说：“薛先生下午一开完会就回北京了。” “他不是明天还要打球？” “他说明天早上再来天津，他急着回去看你。” 陈白露一愣：“他几点钟出发的？” “大概下午四点钟，我们说天气不好，劝他不要走，但他说开得快一点儿，能赶在雨下起来之前回到北京。” 然后陈白露的面色霎时变得惨白。 “白露！”我眼看她要晕倒，冲到病床前。她重重地倒在我身上，前额的碎发立刻被虚汗浸湿了。 “你别胡思乱想，哪里有电话打不通就往坏处想的？”我劝她，但我自己也慌了。 我和杨宽四处打电话，给交通局、给公安局、给武警大队，动用我们认识的所有人寻找薛先生的下落。按照时间推算，雨下起来的时候薛先生正在京津高速上，而铺天盖地的新闻都显示着，这条高速严重积水， 汽车像火柴盒一样漂浮在水面上，有的只露着一个车顶，有的漂到了远处的田地上，远看如同汪洋大海。人们手拉手站在大巴车的车顶。

我们没敢把这恐怖的图片拿给陈白露看。 而这时我和杨宽才发现，我们自恃了二十几年的所谓权势，在危难关头根本没有用。一条高速路有几百公里长，被积水没过车顶的汽车有成千上万辆，除非动用卫星——只怕卫星也无能为力！

我和杨宽把两个手机打到没电，瘫坐在椅子上。

陈白露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上的白炽灯，然后她用颤抖的声音说：“找陈言。”

“谁？”我和杨宽都吓了一跳。 “陈言。他不是用外交部找过我？” 我的眼泪涌出来。

我摸着她蓬乱的头发、她高烧消退后冰凉的额头：“现在连外交部也使不上力气了。”

她神经质地一笑：“连我都找得到，还能找不到别人？” 我不知该说什么。 筋疲力竭的杨宽握住她因为打点滴而高高肿起的手。“白露，现在只能等。” “等？”她抬起头，像是听不懂这个字似的。 “听天命。”杨宽说。

这是多么可怕的三个字啊。雨在后半夜停了，我们的恐惧却没有减少一分。房间里闷热得吓人，我把窗子打开一条缝，外面劫后余生的新鲜空气一股脑儿涌进来，带着些微的泥土腥味。我清醒地一凛。

我扶着虚弱的陈白露站在窗前，院子里那棵被风拦腰吹断的树死状惨烈，枝丫摔得到处都是，一只巨大的乌鸦在树干上蹦跳着，在路灯下留下贪婪的阴影。

“天哪。如果他死了怎么办？”陈白露惊恐地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转头看向杨宽求助，但杨宽只是沉默着摇了摇头。

“他死了我怎么办？”她像怕我们没有听清楚似的，又重复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