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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在麻将桌前坐下来，朝我一点头：“姑娘，麻烦你关好门。”

东北的寒冬，室内外的温差足足有三四十度。我感到一股极冷和极热的空气同时冲撞着我，一阵晕眩。 他不认得我，可我知道他的过去。我很小的时候就在报上读到过他的吃穿用度，并且在陈白露口中听到了更详细的描述；我一直以为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即使走了麦城，也该像书上写的那样，是个远居山林的高人，不出茅庐而知天下事，交谈往来的都是名流隐士 ——可是为什么是这样呢？故事不应该是这样！

我又看到陈白露的妈妈，那个从前《XX日报》社的记者，当年也写一手好文章，现在呢，麻将摔得震天响，书卷气一丁点儿也看不到了。

我终于理解她为什么只肯用最好的家具，抽最好的雪茄，喝最好的红酒，买最贵的酒杯，凉菜都吃不起的时候茶也要是金骏眉。这些被路雯珊她们嘲笑过的生活做派，是她对这十年灰蒙蒙的生活的拒绝。

我终于看懂她惯有的轻蔑眼神，那是人生际遇从巅峰跌入谷底后， 又旁观在巅峰中的人们时流露的悲悯。一个少女，早早经历过别人毕生难以企及的荣华富贵，又落到比市井更低一层的低保线，这样的落差， 一定是能看清楚什么的。

我终于明白她说的“人往低处走，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我并不是多么爱这些享受，只是用这样的仪式提醒自己：不要低头”。

所以你瞧这些低下了头的人。 白露。 我跟进去，站在牌桌前。“她打过电话吗？” “打过，要钱。”

我心里一惊：“她要多少？”

“一万。哪有一万给她？”陈白露的妈妈摔下一张牌。 我愣了一会儿，转身就走。 零下二十度的寒风里我不敢流泪。

一万？ 十年前她从每个来拜年的人手里接过的压岁钱不止一万。前天她倒进海里喂鱼的一瓶红酒不止一万。 在去往机场的出租车上我给陈言打电话：“她的钱呢？这一年她做了这么多不三不四的事，赚了这么多钱，都去哪儿了？” 陈言的声音无比悲戚：“你认识她这么久，你不懂她？她的钱左手进右手出，什么时候留得住过？” “她身上有多少？”我算了算，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