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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孟冬放学回家后,恰好看到了形容枯槁精神不振的贝晓英。他跟贝晓英打招呼,贝晓英当时正坐在小区花园的长椅上发呆,孟冬有些担心她的精神状态,走过去和她说了几句话。贝晓英当时看起来比较正常,思路还算清晰,说话也很有条理。她问了几句孟冬的近况,还对他说,潘越的一些玩具和书都可以送给孟冬。孟冬也想保留一些好友的物品,就跟着贝晓英回了家。潘家空了很久,屋子积了厚厚的灰,孟冬进了潘越的书房,在睹物思人的哀伤环境下,带走了潘越的日记。

  贝晓英起初不想他带走日记,孟冬承诺说“这辈子会好好保存这些日记”后,贝晓英又改变了主意,还是同意了。

  孟冬沉沉道:“后来我才明白,她之所以愿意我带走那些日记,也许是因为她自己不想活着了。”

  就在他去了潘越家的第二天,就发生了贝晓英刺杀老公的事件。于是夫妻两人一个进了医院,一个进了看守所。在看守所呆了几天后,精神病专家拿出了贝晓英的精神分裂症报告,她随后被自己的大哥送到了精神病院。

  在病床上躺着的潘昱民和疲与处理妹妹麻烦的潘越舅舅在财产上很快达成了共识,两人进行了公证,所有财产五五分,协议离婚。

  潘越的母亲住进精神病院后,她名下的财产就到了她的监护人——潘越的大舅名下。

  房子虽然由潘越的舅舅管理,但是房子里的东西当父亲的潘昱民没打算放弃。潘昱民出院之后,找了一家搬家公司,把家里的和潘越有关的一切都搬走了,最后他找到孟冬,问他索要儿子的日记。

  好友的父亲要日记,于情于理都应该归还,再加上孟冬的父母出于私心,不希望儿子保留早逝同学的遗物徒增伤悲——所以,孟冬不得不归还了全部的日记。

  “我亲眼见到了搬家公司的车,”孟冬目光怅然,仿佛重新回到了那个下午,“斯人已逝的感觉从未那么强烈。”

  李泽文问:“潘越的父亲怎么知道日记在你这里?”

  “贝阿姨住进医院后,潘叔叔清理潘越遗物时没发现日记,打电话问我是不是知情,我也不能瞒着他,就实话实说在我这里,他要求我还给他。”

  这个理由还算说得过去,李泽文问:“他把全部日记都拿走了?有多少本?”

  “十余本的样子。潘越从小学开始写日记,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差不多一年一本,后到后来升入初中后,一学期写一本日记。”

  “他每天都写日记?”

  “也未必,但每两三天肯定会写一篇。”

  “难得,”李泽文说,“所有人都知道坚持写日记的好处,但能坚持下来,数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写日记的,不足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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