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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他们还是保持着那种微妙的三角关系，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以沫是看不懂他们了，她也不想看。

　　那年3月，辜振捷的调令下来，他先一步去北京军区就职。

　　徐曼则留在聿城，一面陪辜徐行迎接高考，一面准备举家迁去北京的事宜。

　　家里的东西分批次地在往北京运送，贵重值钱的已先一步送走，而那些不值钱的零碎自然是能丢就丢。

　　等到四月里的时候，该搬走的都已经搬走了，甚至连辜徐行收藏的所有航模都送去了北京，只有以沫房间里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动。

　　哪里又会有人关心她的东西重不重要呢？

　　一种苦涩的不安从以沫心底滋生出来，她有一种预感，也许有什么格局就要被打破了。

　　随着她的不安日益以增，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了。

　　是年5月，随着首例SARS病患被报道，一场肆虐全球的“非典”气势汹汹地袭来。

　　那段时间，整个一中里都弥漫着84消毒水的味道，课桌上、垃圾桶里到处可见非典预防知识传单。学生们都人心惶惶的，无心学习，有些胆子小的学生甚至要求家长向学校请长假。

　　然而，受影响最大的自然是还有一个月就要高考的高三学生，他们既要抵抗高考临近的压力，又要在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袭来的病魔前忐忑度日。

　　生活和出行的巨大不便波及到了每个人，由于北京是重灾区，徐曼不得不停下搬家工作，并且日夜担心在北京的辜振捷。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那年的高考来得不声不响，甚至有些灰头土脸。

　　高考前夕那天，一中给全校学生放了三天假，一来是给高三考生腾出考场，二来是避免不必要的喧嚣吵闹。

　　高考开考的那个早晨，以沫醒得非常早。

　　她睁着眼睛想了一会儿，默然起身，穿好校服，戴上口罩出了门。

　　以沫到一中时，四面人山人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