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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坐在沙发上发了一会儿呆，连着卧房的书房的门半掩，清晨的光线透入，我看到小书柜上面摆着我们的照片。

　　是那张曾被我撕掉的合影，如今被完整地粘贴修补了起来。

　　如今隔了一段距离望去，光线模糊温柔了我们的面容，看不出曾经有过的裂痕。

　　甚至连笑容都看不出一丝缝隙。

　　我推开书房的门走了进去，他的书房还是老样子，分门别类收拾得整洁干净，桌上的电脑换了新的。

　　搁在右边有一个档案袋打开着，我看了一眼，然后从里边抽出了一张相片。

　　那是——在苏黎世的文化艺术节，我站在酒店门外，穿着套装，略有些拘谨的笑容。

　　袋子里只有几张照片，一张是我在和托比在博登湖的街边散步，一张是我在康茨坦茨大学的毕业典礼，拍摄的角度都不太好，几乎看不清我的脸。

　　可是照片的边缘都磨损得有些发白，大约是被经常翻看的缘故。

　　他自何处影得这些相片，我怎么从来都不知道。

　　心里有一种奇怪的直觉，我拉开了下面的一格柜子。

　　果然。

　　已经不用细看，那是我所有商业摄影，从在伦敦的第一个到最新在Fredy手下的所有作品，按照年份和日期排列，甚至是在摄影师的机器中从未发表的底片，都在他这里。

　　我要合上柜门，突然看到一侧有一个白色的袋子。

　　那又是另外一组照片，拍得生动清晰，主角只有两人。

　　是唐乐昌和我。

　　我们两人都穿着白衣，背景是绿色花园和白色宴席，有一张是我捧着一小束白色铃兰，和他并排站在粉色的花树下。

　　我想起来那是他来康斯坦茨探访我，刚好碰上一个朋友订婚的仪式。

　　照片上的两人面带笑容看起来很年轻，重要的是两个人之间传递出来的那种感情，那是人与人经长期交往之后的一种毫无间隙的亲密之感。

　　看到这样的照片，连我都有些想念起唐乐昌。

　　这个簇新的袋子搁在柜子里有一种生硬的违和感。

　　不知为何我不喜欢这样的照片在他的手上，在合上柜子前，我拿走了这个袋子。

　　今日仍需上班，我简单收拾了一下自己下楼去。

　　在临出门前，我回头看了一眼，整幢屋子沾染着他的气息，那种蓊蔚洇润的清冽味道，明显是一个男子的单身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