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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上辈子在郧阳等地平叛，就狠吃了这个亏。刚刚压服民变，却又遇到天灾，人民无法复业，于是流贼又起前功尽弃。所以明末形势一年坏过一年，天灾倒要占去一半的责任。

张浚再问道：“安老，你所说的第二件事又是什么？”

“便宜行事。”吕祉觉得此话太大，又补充道：“危急之时便宜行事的权力。”

厅中一时沉默了，连张宗元都压抑了自己的呼吸，惊异地盯住吕祉，就好像从来不曾认识这个人。

宋代，宣抚使的便宜行事权力其实有些类似于明代的尚方宝剑，但并没有一件实物作为象征。建炎绍兴初，宣抚使可任免辖区内五品之下官员；任意处分军中诸事诸人，而不必先征求官家的许可；个别时期镇抚使甚至可以自行征税。这样大的权力自然是为了应付南渡之初，政权濒临崩溃的权宜之计。但自绍兴五年后，朝廷的统治在江南已经逐渐稳固，宣抚司便宜行事的权力被渐次收回。先是不再允许宣抚司自行征税。继而地方官吏也统一由朝廷委派，宣抚司只允许提出建议。到现在，宣抚司的便宜行事权已经只体现在对金、齐做战之时。

吕祉的确不贪恋权势，但作为被系统选中的候选者，他也是有苦难言。明知道历史上郦琼会裹挟四万大军叛逃，还不能透露半分。

吕祉只能在张浚严厉目光的注视下，解释道：“淮西一军，新经大火，恰如惊弓之鸟。再变易大军统帅，稍有不慎这些士卒变乱是反掌之间的事情。倘若没有临机处置的权力，事事请奏朝廷后方能处置，庐州距离平江一来一回至少要十天的时间，则情势着实堪忧。刘留守所以不愿意应承相公，想来也是怕会有不可测的风险。”

张宗元劝道：“权大责亦大，安老你要想清楚、想明白了，再跟张相公回话。”

吕祉早已经想得再清楚明白不过，他苦笑一声：“下官这些要求，若是让朝中的清流知道了，自然会被视作士林中的败类，要君欺君的奸佞。只是下官做这个官，并非是为自身谋，而是为祖宗社稷谋、为天下苍生谋，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