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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了好几分钟，施瓦伯格慢慢走到铁门后张望，邮差的身影已经消失了。他这才打开信箱。第一封信是广告，浪费纸张的玩意儿。第二封信是他寄给安娜特的，退回了，上面盖着大大的方形戳，“此地址查无此人”。

一阵风吹过，夏天的风也能这样恼人，树叶在高温中发酵的气味真叫人恶心。施瓦伯格拿出报纸，对着信封茫然。他回到客厅，拿出上次安娜特寄来的信对比——没问题，就是这个地址。

检查了三遍字母的拼写后，施瓦伯格坐在圣母像前陷入沉思。他已经很久没给安娜特写信了。从外派的第三世界国家回慕尼黑后寄过一封，那女人回信说在报上读到了他的事迹，非常感动。施瓦伯格得意地将信读了许多遍，但并没有回复。为什么要回信？没有必要。多年来，他们只是保持寥寥的通信频率，安娜特有她的生活，他也有自己的。彻底离婚之后，二人就再也没见过面。施瓦伯格确信，安娜特已经变成了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妇人，就像埃里希·奥登瓦尔德的母亲那样，白发苍苍，口音温柔，在阳光温暖的午后带着孙辈玩耍。而他，就是个恶形恶状的坏老头，从来没有小孩在万圣节时来他家敲门要糖——虽说他也压根没准备任何糖果。

“……无所谓。”施瓦伯格将信撕碎了扔进垃圾箱。社区小报刊载了几条来自苏联的消息，饥饿的人们获得了宝贵的鸡蛋和黄油，瘦削的脸颊布满泪痕。报道写得煽情极了，可施瓦伯格总是走神。他心不在焉地读了两个小时才把薄薄的报纸读完，然后自言自语：“今天吃什么？”

他不缺钱，也不缺名声和地位。他清楚这条街上的嘴碎邻居是如何评价他的：古怪，不合群，莫名其妙。他为什么要住在这里？他明明应该住在郊外宽敞明亮的大房子或市中心的新建公寓，雇几个仆人、厨师、司机和园丁，周末剧情盛大的派对宴请客人，节假日去国外度假。但施瓦伯格并没有做出人们预期中的那些“有钱人”的行径，他就住在这，住在一栋普通的房子里，平时吃简单的食物。当然，他也有讲究的衣服和鞋子，购买进口咖啡和茶叶，偶尔抽支烟……也就仅此而已。

茫然一直持续到傍晚，施瓦伯格围着电话转了几圈，拿起听筒，却不知该打给谁。街道热闹起来，孩子们吵吵嚷嚷。他去临街的餐馆，点了牛排和牛肉清汤，另加了份萨尔茨堡蛋奶酥。蛋奶酥甜得牙痛，啤酒的味道却相当寡淡。俄国人没饭吃，施瓦伯格切割牛排，对，没饭吃。真棒！那群垃圾好像总是处于饥馑当中。“荞麦粥是母亲，黑面包是父亲。”能创造出这种谚语的民族，显然历史上也没拥有过富饶的年岁。

吃过饭，施瓦伯格沿着街道散步。他不太想回家，家里没有声音，经过装修工人的努力，连地板下的老鼠都搬走了。夏季的太阳挂在天边，仿佛永不下沉。父母牵着孩子的手，恋人在河边低语。这个时间，安娜特一定同她的家人在一起，边吃边聊，看嘈杂的电视节目。伯莎大概已经做了孩子的母亲，几个端正的德国孩子，鼻尖通红，眼睛湛蓝。安娜特搬家了却没有通知他，施瓦伯格沿着路走回去，哦，不管怎么说……是时候与这段错误的过去彻底告别了。

礼拜六，施瓦伯格四点钟就起床了。风吹过安静的街道，花园里的玫瑰绽开了一丁点花苞。邻居的腊肠犬探出脑袋，摇着尾巴汪汪叫了两声。“杀了你。”施瓦伯格喃喃，“吵闹的东西……”

五点半，街那头出现了一个身影，又高又瘦。野崽子的步伐懒洋洋的，照例向外撇着两条腿。发现施瓦伯格站在门口，他惊喜地举起手，“早上好！”

“……”

施瓦伯格想训斥这不知天高地厚的俄国小杂种，他可不是为了等他才特意站在这里。他哼了声打开栅栏，雅各布钻进来，样子有些异常——眼下挂着黑眼圈，身上还散发着奇怪的酒味儿。

“你没洗澡。”

“啊，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