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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年轻啦。”克伦茨咕哝，“他不怎么爱说话。”

“咱们德国人都不怎么爱说话。”施瓦伯格说，“沉默是种优秀的品质。”

但昆尼西似乎沉默过了头。他不擅交际，连食堂都不太爱去，不是窝在办公室，就是在车间里。克伦茨抱怨昆尼西实在有些“眼高于顶”，“毕竟他在战前就是大学生……还念过硕士……”

“那他高傲一些自有道理。”施瓦伯格继续向前走，“我最讨厌跟工会乱打交道的家伙，好好工作才是第一位的。”

克伦茨笑了笑。这人又矮又胖，活像只大号的老鼠。到了中午，克伦茨给施瓦伯格带来几分档案，都是他点名要的，其中便包括昆尼西。施瓦伯格喝着咖啡打开文件夹，证件照里的昆尼西表情倒是比较柔和，嘴角微微翘起，似乎拍照者正竭力讲一个并不好笑的笑话。

他的履历非常简单，上学，一直到大学毕业都在慕尼黑本地。他应该出身优渥，从所接受的学校教育就能窥得一二。1944年，大学毕业后不久，昆尼西入伍参军，驻守莱茵河畔的某个小镇。施瓦伯格用拇指擦拭“1944”这个数字。1945年7月，昆尼西被盟军释放，回到慕尼黑——运气简直不能再好了，施瓦伯格冷笑，这真是位被上帝优待的幸运儿。

幸运儿回到老家，没几个月就进了这家公司。中间他去法国读了两年书，毕业后回了老东家，从此便安安稳稳地待着，按部就班地升迁。施瓦伯格盯着那张证件照，1944年……1945年……纸面上的数字毫无感情色彩，一年一年时间过得飞快，如今回望过去，只有深陷其中的人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发生过什么，即将发生什么。

“你做得不错，”施瓦伯格拿出那份档案，打开，“但对于你的年纪而言，你的位置也太低了吧？”

昆尼西眨了下那双蓝眼睛。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带着一种生活舒适才能造就出的天真和迟钝。只有克伦茨那类傻瓜才会把这种特质随意解读为“高傲”。幸运儿，施瓦伯格低头看了眼简历，1944年，1945年，“……你结婚了吗？”

这次，幸运儿回答了，“……没有。”

“难怪，”施瓦伯格合上文件夹，“没结婚的男人总是缺乏进取心。”

昆尼西抿起嘴，一个奇怪的弧度。像是笑，又不太像笑。

“你可得努努力，”施瓦伯格冷淡地抽出一叠文件，“你这份报告写得很差——不要以为公司不会裁掉你。现在就改——坐到那边去，注意用词和格式，还有标点符号，一个都不能错。”

“阿廖沙，阿廖沙！”

门通地一声撞开，卷进一股寒风。阿列克谢·伊万诺夫大踏步走进来，靴子沉重地砸在地板上，一个又一个鞋印，挂着湿漉漉的泥巴。“我回来啦！你这个家伙……”

阿廖沙坐在铁炉旁，专心致志地烧那锅土豆。“他妈的，见了我也不会笑笑，你这个死硬纳粹分子。”伊万诺夫一屁股坐到床上，活像头冬天的熊。他脱掉厚重的大衣，露出毛线衫。“我的袖子坏了，”伊万诺夫举起胳膊，袖口那有个线头，“你看，你看，露了个窟窿！可能是在火车上挂到了钉子。喂，看看我，坏家伙——阿廖沙！”

“我会……把洞补上的。”阿廖沙说，用长柄杓搅拌那锅土豆，“好了，可以吃了。”

伊万诺夫喜滋滋地坐到屋子正中的小桌旁，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