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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了杜风之后陈敏娇彻底明白了，一个影视公司不可能完全交给一个对于影视知之甚少的人来管理，换句话说，天娇要干的事，其实带了点理想主义的偏执，她需要有人能够理解这种小偏执。

　　跟靳斯行谈过后，陈敏娇才确认他的确是那个能够理解她想法并且也有自己主张的一个人，他有着金融和影视的双向知识，自己带来的团队也能够给天娇添砖加瓦，陈敏娇没有理由不要他。

　　她甚至把杜风转给她的股份转了10%给靳斯行，她虽然对于金融不太理解，但她明白人性，只有当一件事与自己的切身利益完全相关的时候，他才可能做出最大的努力。将天娇的股份和营业利润完全与靳斯行挂钩，那么他必然会更加努力。

　　十月，对于天娇来说是崭新的一个月。

　　十月，对于整个华夏电影界来说也同样意义重大。

　　1979年7月15日，□□中央、□□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

　　8月13日，□□颁发《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主要内容是扩大地方和企业的外贸权限，鼓励增加出口，办好出口特区。（注3）

　　随者改革开放在经济方面的不断加深，文化上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改革开放。

　　1979年10月28日，华夏将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华夏文艺工作者暨文联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同时开办第一届电影工作者代表大会。”（注4）

　　而陈敏娇和元何青，都在电话里接到了邀请，主办方还特意发来了电报，希望陈敏娇和元何青能够作为电影工作者到场。

　　陈敏娇当然是要去的，电影不仅仅是商品，还能够是一个国家文化实力的映照。她没有理由推脱，也不可能推脱。在内地高层的眼中，电影的商品性其实没有那么明显，准确来说，在过去，对于内地而言，电影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统战工具和政治宣传物件而存在的，这导致了内地的电影有一些狭隘和放不开的地方。而陈敏娇猜测，这一次请他和元何青去，之前他们认识的《华夏电影》的主编李国良没少出力。

　　一问，也确实如此，李国良发来电报，说是会在北京等候他们的到来。

　　等靳斯行差不多能够稳定下天娇的状况后，陈敏娇就带着元何青出发了，她一同带上的，还有《侠盗》的拷贝带，因为李国良和她提起过，内地有一些人想要看一看这部电影。

　　这一次出行，陈敏娇没把自己当已经在香港红透半边天的女明星，而是把自己当作天娇的老板，或者一个最为质朴的电影手艺人来看。

　　到北京的那天是10月23日，他们来早了些，就是为了好好做准备。

　　李国良差人来接他们，是个秃了半边脑袋的中年男人，见面十分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