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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3节(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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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两位男同学去医院照顾白峰了,王上校把田蓝和方秀英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跟他们简单说了下情况,然后再度保证:“这个平反工作我们一定会催促农场方面好好做的,绝对不让他们拖拖拉拉的。”

两位女同学对视一眼,不约而同道:“他不能回研究所吗?”

田蓝继续说下去:“他是在研究所被冤枉的,研究所有义务还他一个公道,并且要为他的下半辈子负责。这是你们应尽的义务。”

否则,如果做了恶的人都不需要承担责任,那这个世界岂不是太荒谬了。

第152章 八零知青不回城

研究所想给白峰洗刷冤屈, 摘掉他头上那顶右.派的帽子,彻底为他平反,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将他的组织关系转过来。

否则, 名不正言不顺。

但在80年代初, 想要转一个人的组织关系真不是件简单的事。首先你得有指标,其次你还得有过硬的理由。

不说指标紧俏的堪比自然灾害时期的口粮,一堆职工家属等了几十年都没弄到指标转到同一个单位;单一个转人的理由,就实在够呛。

研究所又不是街道工厂这种大集体单位, 但凡是个人,还活着, 都有借口把人弄回来。它要的是专业技术人员啊。

白峰的确专业出身, 但他已经疯了。研究所要个疯子有何用?

田蓝急了:“他是怎么疯的?他就是硬生生被逼疯的。他为什么会发疯?归根到底,不就是头上的这顶右.派帽子吗?”

王上校有一说一:“他在监狱里还是正常人,还给大家上课呢。”

真正被关进大牢的右.派并不多,结果他们监狱却有好几位右.派分子。不知道管理方是怎么想的,大约是怕这些右.派分子污染了其他纯洁的犯人, 所以干脆把他们关进一间牢房。

白峰就成了这些牢友的老师。他在解放前就做过高等教育, 还是留过学的高材生。在那个年代,是难得的高级知识分子。

狱友们普遍年纪比他小, 有青年工人还有中学生。一开始大家不愿意学习, 后来发现不用学习转移注意力, 他们会在自我否定中活活逼疯自己。

明明他们响应号召,为单位为组织寻找缺点, 怎么就成了攻击社会主义,反党反人民了。我们党优良的作风难道不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吗?人民监督难道不是我们杜绝自己成为李闯王的法宝吗?

就这样, 白峰在监狱里收了一批学生。先开始是这几个右.派分子, 后来随着他们陆续刑满释放, 他又多了其他狱友。他的学生就愈发繁杂,有小偷,有贪污犯,甚至还有杀人犯。他居然也能坦然地继续当他的老师。

出狱转去劳改农场时,连监狱长都帮他写信,证明他在牢里受到了积极的改造,推荐他去农场当中学老师。

王上校认真地强调:“这些证言都能证明,他发疯的真正原因不是在研究所被打成了右.派,而是在农场遭遇的折磨。妻离子散,孤家寡人,彻底摧毁了他。”

田蓝真的很想翻白眼。

人果然是生物啊,生物的本能就是趋利避害,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能推诿就推诿。

到了这个时候,还要在“究竟是什么逼疯了他”的细枝末节上纠缠不休。

她扯了扯嘴角,认真道:“那研究所好歹也算白峰老爷子的娘家吧,当年他是在研究所被划成右.派的吧。”

王上校头痛:“田蓝同志,平反是件很严肃的事,他必须得经过严格的流程。白峰同志的遭遇,我们都非常同情,但我们不能越俎代庖。”

“那我们能替他申冤吧。”

“你怎么就听不明白我的话呢?他的组织关系不在……”

田蓝摇头,打断了王上校的辩解:“您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说,既然他的妻儿都是惨死,那是不是应该为他们讨回公道?他的妻子被人侮辱,他的儿女死于武斗。强.奸是重罪,过失杀人也不应该免于刑罚。白峰是疯了,没办法为妻儿讨公道。研究所作为他的娘家人,难道不应该站出来吗?”

王上校目瞪口呆,下意识地强调:“这要怎么讨公道?田蓝同志,你要明白,这是一个历史的错误,裹挟其中的人都是受害者。”

“恩怨不能两清,功过无法相抵。广义意义上的受害者并不代表他们犯下的罪就是无辜的。况且,他们有什么资格自称受害者?尤其是强.奸白峰妻子的农场领导。我想我们公.产.党人不管在什么时期都不曾号召强.奸虐待所谓罪犯的家人来惩罚他们。即便他们真的罪大恶极。恰恰相反,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抗美援朝阶段,我们秉承的原则都是善待俘虏。对于拿着枪杀害了我们同胞的侵略者,我们都能释放善意。对待我们自己的同胞,我们就残暴毫无人性到这地步吗?我想我们的党接受不了这样的羞辱,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也不能如此被羞辱。”

王上校被她噎得哑口无言,半晌才有劲无力地强调:“这个事情很复杂,那位农场领导也早就被打倒了。”

“那又怎样?”田蓝反问,“他是因为强.奸妇女被打倒的吗?他被打倒以后,有没有因为这项罪名而坐牢?如果一个坏人做了恶,最终得到的惩罚不过是因为政治斗争失败而失了势,那才是真正的荒谬与悲哀。如果他不受到法律的惩罚,那是否相当于他从来没做过恶,他唯一的错误就是站错了队而已。这是不是在暗示大家,不管你怎样穷凶极恶都没关系,只要你站对了队伍,你所有的罪过都能一笔勾销?”

王上校这回真被她堵的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他有心想教训这个胆大妄为的学生,怎么肆无忌惮,什么话都敢说。

但他又没办法说她是错的,有些道理谁都懂,但是大家都不敢说。

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雨,哪个敢不明白言多必失的道理呢?谁知道自己会因为某句不经意的话被扣上什么帽子,然后遭遇自己无法承受的厄运。

也只有少年啊,对未来满是憧憬,不问利益得失,非得分一个对错的少年,才会如此咄咄逼人。

王上校看着面前年轻人光洁的面庞,到底还是咽下了要脱口而出的斥责。谁能说戳穿了皇帝新装的小孩是错误的呢。

他最终只说了一句:“你们好好看电视学习吧。”

方秀英旁观了全场,直到离开领导办公室,回了他们日常学习的小活动室,她才压低声音忧心忡忡地说自己的同伴:“你胆子也太大了,这些话怎么能说?”

田蓝反问:“如果这些都成了禁忌的话,那么又和运动阶段有什么区别?所有人都知道那场运动是错误的,所有人都在批判它。可如果用文格的方式反文格,那就是耻辱。假如仅仅是换了一群人换了句口号,谁也没真正认识到究竟错在哪里,甚至不认为谁犯了错误,不过是倒霉,站错了队而已。这难道不是搞小圈子文化的另一种体现吗?”

方秀英苦笑,直接喊停:“你不要跟我说这些了,你家老九这些年是怎么过的,你不知道吗?我们还只是老右子女而已。”

田蓝默默地盯着电视机,久久未语。直到一堂课结束,她才开了口:“外国有个思想家卡尔·波普尔曾经说过,推翻旧政权的那一刻,手握权力的人很快便会组成一个新的贵族或官僚阶级,并成为这个新社会的新统治者。为了掩饰这一点,他们会保留并利用原有的革.命意识形态,充分利用它,使这些新统治者的权力合法化,并不断得到加强;同时,这样的手段也能作为‘精神鸦片’来麻痹无知的民众。你赞同这种说法吗?”

方秀英心惊肉跳,下意识地东张西望。她觉得兰花花像是受到了什么刺激,今天简直发疯了,净说些大逆不道的话。她真是好日子过久了,生怕自己不遭殃一样。

田蓝自言自语道:“我认为他是错的,社会会进步,而且我们已经找到答案了。1945年,黄炎培先生造访延安时,曾经问过毛主席,□□人能否跳出国家兴衰的周期率。毛主席回答他,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想这就是答案。这些年来,我们遭遇的风雨走过的弯路,都是因为没能贯彻这一点。”

方秀英陷入了沉默,伸手拍了拍她的肩膀,提醒她道:“我们继续学习吧。我对政治没兴趣,它太可怕了。”

田蓝苦笑:“可是政治关系的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永远无法和它分割。人民永远不能放弃监督的权利,否则就是在放弃自己生存的权利。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其实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政治。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国,我们有义务有权利去关注它。这大概才是我们能够不断前进的真正法宝。”

话说完了,她没有再为难方秀英,而是主动提出,“我们继续学习吧。”

方秀英告诫她:“你以后小心点,别再冒险了。祸从口出,这道理你难道不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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