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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6 月，钟欣愉又收到上海的来信。

沈有琪在信里告诉她，外滩中银大楼四层礼堂开大会，宣布了人民政府接管中国银行的消息。

当时台上站着一排军代表，其中之一就是秦未平。

有琪说，大家看到他，全都惊得下巴掉下来。昨天还是京沪特派员，西装革履，陪着美国大使馆的商务参赞。今天换了一身没有领章的军装，说是解放军的代表。

所有人都没想到，都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哪怕是行里中共党支部的人，事先也不知情。台下坐着中行在上海的千余名职员，大概只有她最早猜到了一点端倪。

钟欣愉读着信，静静笑起来，可以想象有琪脸上忽然参透了一切的表情，也好奇从前财政部里的那些同僚听说这件事之后，又会作何感想。

后来，报纸上登出了接收当天的照片。

果然如沈有琪所说，秦未平穿着一身没有领章的军装，而且还是旧的，与他从前的样子截然不同。但叫钟欣愉意外的却是接收代表里的另一位，竟也是熟面孔，她在重庆的时候就见过，是当地建业银行的龚经理。

原来，还不止老秦，她在心里说，又一次想起那句话，真的不是一个两个。他们哪怕彼此隔绝，互相不知道，但他们一直都在。

除了接收大会，有琪还在信里提到收兑金圆券的事。

旧币停止流通的消息已经宣布，以最小面额 10 万元兑换人民币 1 元的比率，收回销毁。

但上海人都被纸钞搞怕了，还是一贯的办法，钱拿到手，赶紧去买东西，或者换成银元。新钞早上发出去，在外面转一圈，夜里又回到银行。黑市上的比价一天天走低，渐渐传出一种说法，共产党进得了大上海，但人民币不行。

可所有人也都没想到，共产党居然调了足够的银元到上海，想兑多少都有，银行又一次通宵办公，一直兑到没人想兑为止。就这样，共产党进了上海，人民币也进了。

不久之后，钟欣愉在香港分行看到新钞。

新钞上印着发钞行的名字——中国人民银行，据说是由华北、北海、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的。她还记得在重庆看到过的那些土纸印刷的边区币，那上面就曾有这些银行的名字。

还有印刷的年份——1948，也就是说，早在渡过长江之前，第一套人民币已经印出来了。

她不禁觉得，这一次真的是不同的。没有人再说什么时间紧迫，什么不得已而为之，他们知道金融是一国之本的道理，每一步都经过了缜密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