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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困难总是会存在的。”姜祎成试图安慰他一句,想了想却还是说了她内心里的实话,“能普通地活着就已经是最好的了——就像现在这样儿,幸好现在咱们都很普通。”
“嗯。”林辰乐对她笑了一下儿。
姜祎成不禁再度把他和白沅相比。白沅那么幸运,但是世上不是所有人都能有他那样优越的条件①。他简直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地球政策、个人选择、专业技能和最初被观众看到的运气缺一不可。
然而在白沅之外,绝大多数星际航行时代的年轻人都只能是和林辰乐一样,在出生时就注定了最大概率成为社会的一百多亿分母之一,最多也不过是比他稍微好点儿,因为林辰乐更不幸地还曾经患上心理疾病。
姜祎成觉得这应该也算是“阶级固化”的一种,却又说不出到底有怎样的“阶级”。好像已经没有“阶级”了,像白沅那样儿的网红,跟普通人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她还是有点儿理论基础的,知道在地球时代区分“阶级”不能看手里有多少钱,而是要看是否掌握生产资料。
要这么论,做直播当网红顶多能算是小生产者,本质上还是被平台雇佣的——无论是否有编制,做直播都是在借助平台工作。有编制的频道主持人显然是在从事标准的雇佣劳动,而没有编制的近乎于自由职业者,也不过是可以把劳动力分散地提供给同一或不同主体而已。
相比之下,反而是曾经持有49%远航设计院股份的姜祎成自己听上去更像是所谓的“另一个阶级”的成员。可是即使她是远航设计院的院长,也仍然受制于星际开发集团。她并不掌握远航设计院,而只是因为买了股份而坐上院长的位置,甚至这都没有对她的个人收入产生影响——无论有没有掌握49%股权的院长,设计院的盈利都只属于设计院,就算姜祎成为了缩减成本提高盈利做了偷税漏税的事情,那些偷出来的税款也没有进她自己的账户。
而要说真正的“另一个阶级”,恐怕就指的是杜雅琳和祁旻那样儿的人了。在地球时代曾有一个概念叫“终产者”,假如现在还存在资本主义,那么像杜雅琳和祁旻应该就能被称为“终产者”了吧?
然而现在早就已经没有人关心什么资本主义的事儿,毕竟现在已经不存在所谓的“剥削②”了,既然所谓的资本家都没有从劳动者手里赚到不该赚的钱,那么区分谁是哪边儿的还有什么意义呢?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相比于企业管理层和普通职员之间的矛盾,还是劳动者和“非劳动者”之间的矛盾更为严重。像是企业的普通职员和高层,本质上都是劳动者,可是那些住在火星的有钱人们却是靠着从地球时代积累下来的花不完的钱,并不从事任何劳动而仅用钱来换取别人的服务。
这些人的祖先都是地球时代的富豪,当初全面意识数字化时并没有签署加入地府的协议。原因很显然,意识数字化意味着剥夺自然生育的能力,而地府的轮回机制也从规则上阻止了富人把财产遗留给子孙后代。不过当时除了富人之外,也有穷人出于宗教信仰等原因拒绝了意识数字化,然而很明显,只有富人的后代能够继续靠着那些从地球时代继承下来的财产过着优越的生活,坚持不进入地府而一代一代地繁衍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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