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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和贵族统统会以战犯之名下狱待审。

　　使者愤怒之极，根本不用请示清廷，就一口回绝了朱琳的要求，最后悻悻而返。

　　朱琳也不在意使者的态度，接着去处理帮助清军屠杀老百姓的士绅去了。这些士绅有的是之前被抄家分地的，对农工党和分到地的百姓恨之入骨，有的是在清军南下时跟回来的“还乡团”，他们下手更毒，甚至制造了许多清军都不及的惨案。清军败走后，他们被留了下来，很快被抓起来投进了监狱。

　　这些士绅的手段极其残忍，堪称丧心病狂，连嬿婉这样见多识广的人都在亲眼目睹那种惨况后感到不寒而栗，可见他们是制造出了怎样一个人间地狱。

　　见过这些士绅使整个南方为之失语的暴行，事实摆在眼前，有些人再也不说农工党对待士绅太过无礼了，连一些酸腐的书生都自此闭了嘴，对农工党的思想宣传工作大有益处，这倒是一桩想不到的好处。

　　时光匆匆而过，公元一七一九年，清康熙五十八年，农工党出动六十万大军北伐，军队渡长江北上，以摧枯拉朽之势，不到半年就打到了北京城下。

　　这些年来，老迈的康熙性情越发偏执，他本不信任汉人的忠心，也不信任满人的能力，但为了笼络众多的汉族地主，大权还是不可避免地向汉人手中滑去。而汉人高官各怀心思，对于镇压本乡本土的年轻士人根本不热衷，甚至不仅不热衷，还与他们有着藕断丝连的种种联系。

　　随着南方的共和国一日比一日更兴旺繁荣，北方的局势渐渐蒙上了一层阴翳。康熙是个有着极强掌控欲的人，但形势比人强，他已无力控制自己治下。为了逃避内心的痛苦，他竟宠信起了郎世宁、白晋等西洋传教士，令他们以西法为自己铸炮，并以天主教的教义寻求解脱。

　　他稀少的几个忠心的奴才和儿子们也劝过他，但都不了了之。

　　此时的雍亲王正端坐在王府内，等待着城破殉国时刻的到来。

　　他一贯是个清醒务实的人，早早就抛开了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为自己准备好了人生的终局——饮毒酒，死社稷。

　　这应该是一个王族所能做的最后的反抗了。沉默会消磨人的意志，他坐了一会儿，又心神不宁地琢磨，是否应该效仿前朝崇祯皇帝，斩杀妻妾儿女后再死，以免她们受辱于低贱士卒之手。

　　这个念头一升起，立刻被他的头脑所接受了。他对着门外叫道：“苏培盛！”

　　他忠诚的心腹奴才隔着门应了一声：“奴才在，主子有何吩咐。”

　　“福晋和诸位侧福晋在哪儿？”他取下挂在墙上那柄往常只作为装饰的长剑，提着它走到门口，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