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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退千里，只能随他。

　　天顺七年秋，太子在数次请回京师而未得传召的情况下，滞留南京，广开雅会文集，遍邀士林中人会文赏画。他幼年历经磨难，少年得诸学士细心教导，加冠后又随着皇帝听政理事，无论风仪、品性、胸襟、学识、眼光、才艺，无不堪称当世顶尖。普通士子在他面前难以争锋，就是致仕闲居的老臣元老，能在某方面与他抗衡的都不多。

　　南京为国朝留都，虽然比不得京师权重，但一样备置六部诸堂，汇聚了许多因为各方面的原因，而从京师朝堂退下来大臣。太子在南京贤名远扬，不免有不知皇家父子内情的人上奏称赞，以图拍马屁。

　　皇帝经过近五个月的筹谋，正准备向阁老诸臣正面提出易储，突然收到这样的奏折，顿时大惊，急令门达入宫，问太子究竟在南京干了什么。

　　门达揣摩皇帝的心意，将太子在南京的作为夸大了十倍，就差没有明说太子准备在南京建朝谋反了。皇帝大怒，召来李贤，道：“太子在南京近乎临朝称制，无君无父！”

　　李贤两榜进士出身，既是阁老重臣，也是士林领袖，太子在南京的作为，他早有所闻。见皇帝说出这样的话来，骇然道：“陛下，天子居北京，太子留南京，有仁、宣故例，纵有些许逾越，也是礼制所许，情理之中！如此恶评，百年之后，青史如何？”

　　皇帝本想以此为借口废太子，但李贤最后这句提醒，却又让他冷静了一些：他的前半生失国被俘，夺门冤杀于谦、王文；后半生里又发生他倚为臂膀的石亨叔侄把持朝政，曹吉祥父子发兵谋逆的事。

　　若说那些还能以国势难当，朝臣乃是外人为他的品性开脱，则给自己选定的太子扣个谋逆的帽子，岂不是说他做人一无可取，乃至朝臣无论忠奸、儿女不分贤愚都只能反叛？

　　他是皇帝，也是父亲，可以用礼法大义压制太子，但却独独不能因为太子在南京的试探，而指称他谋逆。

　　次日皇帝还想在朝堂上提出易储，东宫侍讲学士刘珝却抢先一步上奏，称太子祭祖离宫日久，理应回京，以免冬深河冻，无法成行，误了天家骨肉过年团圆以及祖宗社稷的大祭。

　　刘珝的话一出，诸臣纷纷附议。彭时更是索性直言：“陛下，太子听政理事，乃是储君本分。德王年幼，随陛下侍奉笔墨还罢，议论朝堂大事，却是尚需进学几年再说。臣请陛下召太子回京，至于德王，陛下若是心实怜爱，不妨早择膏腴之地，使王就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