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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吧，你爸爸应该不会说什么，你喜欢哪个？”年轻一些的金发保姆走了过来，问我。

我回答：“你看……那个，最好看的，很小的。”

“Frank，那是最贵的一个，我和Arendt正打算用猜拳决定谁来洗。”

“我就喜欢那个。”

“你完全可以喜欢，你爸爸的最终也都是你的。”

两位女士哈哈大笑起来，我最终没把酒杯拐到手，吃完了饭，我爸爸和亲戚聊天，我妈妈就来我房间找我说话。

她穿着新买的长袖裙子，仍旧保持着总编的优雅，她原本已经退休了，但又选择了继续做他热爱的工作。

“有什么事？”我问。

“我在电话里也不好细致地问，现在可以问问了，你为什么和Ethan分手啊？”

“是不是每一件事都要说清楚为什么？”

我用反驳的语气提问，坐在电脑椅上转了半圈。

“我没别的意思，”妈妈叹了一口气，说道，“只是很遗憾还没见过他。”

或许，从这一刻开始，Ethan在她心里已经被划为这辈子不会见到的人，我转着音箱的旋钮，把混响调得弱一些。

我妈妈问：“怎么样？想没想过回来？”

“回来？”

“你还没有在中国安家，我以为你有回来的打算，我还在想，如果你喜欢柏林的话我可以重新装修在那儿的房子。”

“我不喜欢柏林。”我说。

甚至有些匪夷所思了，我能感觉到我妈妈在精心运用说话的艺术，把期望与要求粉饰成猜想，所以说的全是“我以为你……”

“我以为你喜欢的。”

“我更喜欢北京，Judith女士。”我说。

这算不上吵架，甚至算不上争辩，我的确因为Judith女士提起Ethan而心情低落，但还没到要发脾气的程度。

如果要我说起遗憾，那还是和Ethan有关的，没带他回科隆，也没和他度过幸福愉快的好几年。

我们之间的回忆要用天来计算。

野泽对我的态度让我陷入循环的压抑里。

他似乎是一个很喜欢公事公办的人，又对我有着极大的宽容和顺从，像是被逼迫着乖巧，因此，有些时候态度和性格不太搭调。

他问：“你想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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