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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的两周，毕庆堂更忙了，这一天谭央去毕公馆教女儿根本没看见他，回到公寓时也没接到他的电话，这天她也睡得格外晚些，躺到床上辗转难眠。如今外面风声鹤唳的，她担心他的安危，想打电话去毕公馆问问，却又觉得自己没那个立场和理由。

快到午夜的时候，电话铃忽然响了，谭央慌慌张张的去接电话，听筒那边，他一本正经的问，到家了吗？谭央听他这话哭笑不得的回答，到了，早就到了！唔，我才回来，现在挺晚了，没吵到你睡觉吧？没有，还没睡呢。谭央说完这句话，毕庆堂在电话那头就笑得出了声。

毕庆堂把话筒拿近，言语暧昧的说，我知道你为什么没睡。谭央被他这一句话噎得不知如何是好，毕庆堂却一下子转了话题，语气严肃起来，我刚刚去和日本人喝酒了，他们要我做新亚和平促进会的会长，我敷衍了很久，今天在饭桌上又许了我很大的好处，这好处倒也诱人，我没直接答复他们，装着喝醉酒，想着回来和你说说！

谭央慢慢坐到椅子上，耐心的问他，许你那么大的好处，你也没直接答应，都有些什么顾虑呢？毕庆堂大喇喇的回答，卖国贼这名声太难听！你只是怕名声不好？毕庆堂清了清喉咙，思路清晰的说，我想日本人若是被赶回老家，汉奸肯定不会有好下场，稍停，他又无奈的说，我觉得我若是去做那个会长，你大概会看不起我。

听他的回答，谭央微微叹了口气，虽然这些理由没一个堂堂正正的，可单论这份坦诚，在毕庆堂的身上就并不多见，这叫谭央多少有些诧异。毕庆堂见她不说话，就试探性的问，小妹呀，你怎么想？

若是过去，谭央会和他说些大义，举些道理，会说作为中国人就应该有这个良知，怎么能帮着侵略者去欺凌自己的同胞？可是这一回，谭央没有这么说，她拿着话筒，语气温柔和缓，别的不说，就说过去在山东的时候，咱们的父亲虽说做着响马，打家劫舍的称不上什么好人，却也守着一条，只劫商贾乡绅，是万不会帮着官府去欺负平民百姓的。后来我刚到上海时，因你做的营生，对你总存着戒心，可绫姐告诉我，你们商会便是有再多不是，也不会帮着租界的洋人欺负自己的同胞，反而上海的百姓受了洋人的气要找你们去做靠山。我便对你没那么怕了，觉得你本质应该是好的，只是我了解的不透彻吧。

谭央的话说完后，毕庆堂半天没吭声，良久，他强压下激动的情绪，诚恳的说，小妹啊，我明白了，好在和你商量一下，否则因为几个钱犯了糊涂，让日本人骑在我脖子上拉屎拉尿的，挺直腰杆活了半辈子，到最后反倒成了上海滩的大笑话了！

谭央一边点头一边流着眼泪，电话里一片沉寂，过来好久，心中没底的毕庆堂追问她，小妹啊，你怎么不说话了？想什么呢？谭央抹了抹脸上的泪水，轻声回答，我就是有些不敢相信，你竟然会同我商量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