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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内心十分煎熬,忍不住喃喃自语:可我食君之禄,当忠君之事,总不能附逆韦太后虽非贤明,但身为臣子,理当拼死直谏
这就是绝大多数世族出身的臣子,虽非韦氏党徒,效忠的仍为正统,他们应当禀持的信念,是就算君主采讷谗臣之谏,推行谬政,也不能因为君主的过错,便心怀逆意,而理应上谏君主拨乱反正,以社稷民生为重。
世父,恕远直言,倘若眼下情势,还禀持忠直,便是京兆王氏一族满门死谏,也不会改变什么,既不能挽救社稷于危急,更不能坦庇百姓于水火,正如工窑令,难道大父没有直谏谬处?韦太后又何曾有过一丝动摇?大父当日如果宁死不屈,也无能改变什么,反而搭上阖族性命,也会牵连诸多门生。
那么,难道当真只有附逆这一条路?王绩苦笑。
王远致没有伯父那么多顾虑,他在大父那里受到的教育,从来不是愚忠君王,而是当君主不贤,审时度势便是臣子必须,这就好比前朝广帝,横征暴敛遭至天怒人怨,周高祖于太原起兵,终于将广朝江山推翻,京兆王从那时便辅佐高祖,对于广朝而言,无疑便是逆臣贼子。
当时的确有些所谓忠君爱国的臣子,拼死上谏,力请广帝废除暴/政,结果便是广帝满足了他们的愿望,让他们尽数赴死,这些人虽然忠心可鉴,但他们的死亡可有丝毫价值?
百姓不会歌颂他们的忠义,因为并不是他们把万千百姓带离了水深火热。
人可以不惧死,但不能死得没有价值。
这是王远致一直铭记的话,但他知道一时难以说服王绩。
此事,还当告知大父决断。
这样的建议让王绩如释重负:事关社稷,亦关家族兴衰,的确当禀知父亲决断,我这便修书已经是冲书案过去了,王绩又忽然顿住脚步:这等性命攸关之事,怎能见诸文书?我真是急得糊涂了。
他沉吟片刻,再次看向王远致:十四郎,你若非随我前来云州,这时早已授职,眼下云州已成规模,最艰难之时已然渡过,你也不应再耽搁仕途了,便就回京吧,正好可以将你推断如实禀知父亲。
王远致虽然并不急于授职,但也认为由他亲自面禀大父这至关重要一事最最妥当,云州这时属官也逐渐齐全,如孟飞笛、罗厚等等都甚有实干,工建等事不需发愁,虽铲除云州王一事颇有风险,但有晋王妃主持布署,相信胜算甚大,他便是留在这里,实际上也不能发挥什么作用,故而没有推辞,应诺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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