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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让她大跌眼镜的是，岑佩英毕业那年真的认识了一些外国人，而后没多久就和他们说要去美国发展。

临走时，苏一灿的父母都去机场送别了她，告别的时候，岑佩英拥抱了郭春华，在她耳边说：“我爸妈知道我要出国了，让我回去一趟，我回去了，以为他们是要送送我。”

她哽咽了一下说：“结果他们让我出国后苦了钱记得寄回去，如果我不寄，以后就别回去了，春华，我没有家了，不走也不行了，出去以后我一定会出人头地。”

转身前她眼里噙着泪，却始终没有让眼泪掉出眼眶，带着傲骨和倔强离开了这片祖国大地。

第二年苏一灿妈妈收到了岑佩英的信，信中岑佩英告诉她，她结婚了，丈夫是个美国律师，工作稳定，他们的婚礼是在教堂举行的，她搬进了丈夫的大房子，房子前有很宽的草坪，他们还养了只大狗，叫Quella。

九十年初期，香港澳门还没回归，很多人家里连电话机都没有，苏一灿父母每月的工资只有两百多，还住在单位分配的平房宿舍里，总共也就十几平，他们读着岑佩英的信，感慨生活水平的差距，那时苏一灿的妈妈已经怀了她，她给岑佩英回信将这个喜讯分享给了她。

她们约定如果以后生的小孩性别不同的话，就定个娃娃亲，起初几年苏一灿的妈妈还会问问她肚子有没有动静，可三四年过去了，岑佩英始终没有怀上，她们之间便没再提过娃娃亲这个玩笑话。

只知道后来岑佩英在那里完成了硕士学业，考取了执照，成为了一名牙医，收入还不错，不久也取得了绿卡，如她走时所说，她在那个异国他乡终于出人头地，有了立足之本。

苏一灿一家搬去了爸爸新分的房子，家里变得宽敞了，装上了电话机，黑白电视，还有单门冰箱，郭春华将家里的电话号码写信告诉了岑佩英，只是她一直没有给他们来过电话。

澳门回归的第二年，他们有一天意外接到了岑佩英从大洋彼岸打来的电话，她激动地说今天去唐人街见朋友，从电视上看见转播的《七子之歌》，港式奶茶店里很多华裔都在哼唱，她丈夫奇怪地看着她掉眼泪，她笑说他们老外不懂，那是她去美国的第八个年头，她说她怀孕了，是个男孩，小家伙身体里有中国人的血，如果以后有机会，希望带他回国看看。

苏一灿父母得知这个消息都替她开心，在那以后听说她的美国丈夫辞去了工作，自己创办了公司，再之后的一天，他们收到了两套Baby Dior的小裙子还有一枚昂贵的宝石戒指，这是郭春华寄给苏一灿的十岁生日礼物。

在那个年代，整个宁市都没有Dior专柜，精美的包装盒和那枚价值不菲的戒指承载着岑佩英当年对郭春华一家的感激。

再后来的十几年里，中国飞速发展，苏一灿家买了车，换了液晶彩电，再后来搬去市区住上宽敞的电梯房，可是和岑佩英却渐渐断了联系，纵使这样，他们始终相信岑佩英在国外一定也有美满的生活，她的人生会以另一种灿烂的模式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