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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皱起了眉头。其实，他在法庭上没有十足的把握。当田若彤要求把冯灯送进精神病院治疗时，审判员与合议庭商量后，宣布了休庭。

审判庭与合议庭休庭两小时，驳回了田若彤的诉求：“一、根据被告方提供的助手报告和证词，被告在手术中没有出现精神紊乱现象，没有操作失误，患者的去世属于正常死亡，证人梁仕章的说辞有漏洞；二、对于被告去年四月的扁桃体肿物诊疗记录，证人赵炎和陈某的口供皆无法证明被告有精神问题，且与精神病毫无干系，属于混淆视听，扰乱法官的判断力，妨碍司法秩序；三、对于被告打人的视频，由于缺失前因，无法断定那是精神病发作，有可能是因愤怒而导致的攻击行为，若受害人起诉，可另行处理；四、原告与被告的聊天记录无法作为庭审证据，原告提供的药物说明书没有来源，无法确定这些药品属于被告；五、原告方请来的精神科医生仅从证据盖章被告得病，尚未进行医学鉴定，是不合理的。综上所述，不能断定该医疗事故是因被告隐瞒精神病史导致的，以上指控罪名无法成立。”

冯灯的律师徐飞昂欣喜若狂，傲慢地望向宋新元和田若彤。

若因证据不足而退庭，接下来原告极有可能被要求撤销案件，那宋新元就输了。当时，田若彤随机应变，申请休庭二十分钟，声称为新的证据作辩护准备。

之后，田若彤举手，在法官的同意下，起身发言：“我有疑问，微信聊天记录为什么不能当证据？诉讼法明确了电子数据为法定的类型，其中包括聊天记录，只要能证明该记录出自原告和被告两位当事人，就可以当作法庭证据。”

徐子昂随即举手，进行辩证：“聊天记录作为证据的另一个前提是保证记录的完整性，田小姐，身为律师不应当犯这种低级错误。原告截取的记录没头没尾，连续多日询问我的当事人吃药了没有，根本没指名吃的是什么药，如果吃的是维生素呢？”

田若彤：“明显是用来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被告私藏的药物说明书证明了这一点。”

徐子昂：“那么请问，原告是从哪里得到这些药物说明书的？难道私自潜入到被告家中窃取的吗？既然如此，我会让当事人起诉该盗窃行为。”

田若彤：“我的当事人曾因工作与被告合租两个月，无意间撞到被告私藏的书籍《精神病学》及针对精神病的药物说明书，心生好奇，将这些拍了下来，不属于窃取。若被告坦坦荡荡，为何私藏这种东西？单纯是因为他的母亲得了相关疾病吗？我推测，被告察觉到了自己的异常，因此瞒着所有人，打着为母亲治病的幌子，实则在为自己考虑。至于被告吃了什么药，由最后一位证人告诉大家，有请林医生。”

宋新元和田若彤提前申请了五位证人出庭，除了梁仕章、赵炎、陈主任和张医生，最后一个人便是冯灯的心理医生——林欢。田若彤本以为前面的证据可以糊弄过去，又因被迫休庭，没来得及让林欢出庭作证。况且，林欢是冯灯的心理医生，她的身份令田若彤感到迟疑。田若彤无法保证林欢讲实话，然而情况紧迫，她惟有赌一把。

林欢缓缓走到证人席，似有若无地瞟了眼冯灯，面朝法官，平静道：“我是被告的心理医生林欢，我为被告治疗心理疾病五年了。这五年间，被告每隔三个月来一次我的诊疗室。实际上，他患了双相情感障碍，这是一种既含抑郁又有躁狂发作的精神疾病，由神经内分泌、遗传等多种因素引起，严重者影响到生活及社会功能，发病时会有攻击行为。被告目前属于轻躁狂发作患者，容易反复发作，情绪高涨，易激怒，对睡眠需求少，肇事风险大，他近期在吃奥氮平、氯氮平等药物。”

她说的药物恰好出现在宋新元提供的药品说明书里。林欢话音未落，法庭里已经吵了起来。徐子昂尤其激动：“不可能，我的当事人没有病！是原告——”

“肃静。”审判员面面相觑，审判长道，“单凭口述，不足为据，你如何证明患者得了这种疾病？”

林欢从兜里拿出一张纸：“这是被告最新的诊断报告书，上面有医疗专用章和我的签名。被告上周刚来过医院，他绝对记得这份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