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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社员们议论纷纷，竟都是赞同小春婶儿的。

　　一方面大家出于公心，另一方面同情鲁盼儿，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吴队长第一年安排生产，大家都盯着呢，若是此时打下了不公平的底子，将来再就难改了。

　　自从吴红与万副书记的侄子定了亲，两家的关系更近了，吴队长便听万副书记讲了许多贴心话，也觉得很对。

　　自己是队长，整个生产队都归自己管，总不能再与普通社员一样只知道干活儿，而是要想更多，比如，如何管教手下的社员们，再比如，如何占些好处。

　　万副书记说过，对社员们就要是严厉，让他们怕自己。于是吴队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更大的声音吼道：“不服从队长，你今天也只记八分！”

　　“二狗子，你有这精神头儿回家向自己家里的女人吼去！”吴九叔手里拿着长长的烟锅，指着吴队长骂道：“才当上两天队长，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今天插秧的，我看你敢给谁八分！还有你家的那一伙子耽误插秧的娘们，你要是不扣她们的工分，我把你脑袋敲下来！”说着将黄铜的烟锅头在树干上磕了磕，似乎在敲吴队长的脑袋。

　　吴队长大名叫寿山，小名叫二狗子，农家为了孩子养得住特别起了贱名，已经几十年没有人叫了，没想到今天被九叔翻了出来，又当着大家的面骂人，几句话正戳他的心窝。

　　九叔辈分高，威信高，吴队长还真不大敢惹，再看看周围，所有人脸上都带了赞同之意，都巴不得九叔真用烟锅敲自己一顿——如果自己敢向九叔吼过去，他一定会动手的，吴队长就蔫了。

　　万副书记告诉自己的法子，在九队怎么就不好用呢？

　　一片乱糟糟的争论中，杨老师站起来说：“吴队长第一次分配春耕的活，大约就忘记了，过去九队参加插秧的，都记十分。”

　　插秧是九队最重要的劳动，也是最辛苦的劳动，参加的人都是挑选能干的好手，当然要记十分，这本就是九队不成文的规定。

　　“可不是！”社员们都挺尊重杨老师，也信服他，“多少年立下的规矩，可不能乱了！”

　　吴队长知道自己怎么也扭不过大家了，便“噢”了一声，顺势退了一步，“那今天插秧的就都记十分吧。”

　　鲁盼儿终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