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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武是自幼便赴日留学的, 陶佑更曾是北大法学院政治系的教授, 后来才弃学从政的。这俩人，抗战以前，都是心怀着对华夏前途的担忧才选择投身到国民政府的。

　　卢沟桥一役爆发以后，在对日问题上，他秦非正选择了顺应民意，至少是明面上要武装抗日，而与他立场完全不同的刘忠然, 却从一开始便选择了“对日主和”。于是, 民党内部人员自是对他们二人的派别进行了分别站队。最终, 只不过是这二人选择了刘忠然罢了。

　　甚至，在他将他们同及刘忠然的名字一同假如民党暗杀名单的时候，他们在逃亡的路途中，仍然冒着暴露自己的风险, 通电全国, 为刘忠然向国人辩驳道，“自抗战以来，刘先生仍本于一贯之精神与努力，求国家命脉之保存，求民族生机之持续，不断以维护国力为念虑……故在国之无可再战之今日, 主和无罪。”

　　然而，就在今天，这两个宁愿与刘忠然一起逃往的人，这两个被他记在了民党暗杀名单上的人，却选择主动出现在他的面前，风尘仆仆、抑郁沉沉。

　　正于秦非正斟酌着开口间，高武和陶佑对望了一眼，有些颓然地低了低头，最后却是由陶佑率先开了口——

　　“总司令，刘……”话至一半，陶佑兀地停了下来。

　　时至如今，陶佑已经不知道该以何种方式再去称呼刘忠然了。他同高武一起来找秦非正，并恭恭敬敬地喊他一句“总司令”，事实上便已经是示弱了。代表着的，即是他们在从民党、从国民政府叛出以后，今天，他们同样从刘忠然的队伍里叛出了。于是，他再同以往一般喊刘忠然“刘司令”，便显得不再合适了。

　　最终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称呼，陶佑吸了一口气，只好用了最普通、最陌生的一个喊法，“刘忠然此刻正在香港，日前已同日本的特派人员签订了一份条约。”

　　原来这是向秦非正高密，预备重新弃暗投明的。

　　锦颐心里做下了这样的定义，却并有出声打断陶佑。她只同秦非正一样，不自觉地紧了紧交握在一处的双手，摆出了一副聆听的模样。

　　陶佑没有分神锦颐和秦非正的身上，他的思绪有些飘远，一边回想着一周以前发生的种种，一边对着锦颐和秦非正娓娓道来——

　　那一天，山野把那一份文件留下以后，便径自走了。

　　在那一次赴约里，除了刘忠然自己，他还带了他的三个亲近属下。那三个属下里，他和高武便是其中之二。

　　在山野走后，刘忠然就直接拿起了那份文件看了起来。虽然即便是平常的刘忠然，从来也是板着一张脸、鲜少有闲话的，但应当不是他们三人的错觉，在刘忠然看完了那份文件之后，他的情绪显然要比先前沉重得许多。

　　于是，怀着那样好奇和担忧的心里，他们三个也从刘忠然的手里拿过那份文件阅览起来。谁也没想到的是，原本怀着好奇和担忧的他们，在看完那份文件以后，同样心情沉重了起来。

　　“想来，总司令和谢司令应当也猜得到，那就是我先前说的条约了。”

　　稍稍扯回了思绪，陶佑便对着锦颐和秦非正有些颓丧地叹了这样一句。

　　而在他之后，像是受了很大打击回不过神来，一直都沉默不言的高武，这时才接着陶佑的话补充了一句，“那是一份卖国条约。”

　　锦颐有些讶异地挑了挑眉，先是把目光放在了高武的身上，然后又把目光放在了陶佑的身上。

　　既然想要“主和”，要同鬼子达成协议，要像前清那样签订各种卖国条约去割让土地、交出主权，应当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她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