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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是吸外国烟, 这样会造成白银外流，让国家变穷。对于林公而言，吸烟是一个经济问题。所以他支持民众吸土烟, 因为“内地自相流通，如人一身血脉贯注, 何碍之有？”这也是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对鸦片的看法，他们认为百姓吸食土生土长的鸦片会中和鸦片的毒性，对人体无碍。

　　后人也不必多加苛责林公，只能说这是时代的局限性。当任何事物成为了某些人的钱袋子后，那么社会对这件事物定下的性质就会变得暧昧扭曲起来，甚至法律都会为其做出让步。归根到底不过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罢了。

　　哪怕在民国，鸦片也是个会动摇国本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民生问题。例如，如今云南的年收入约为1100万银元，其中鸦片收入804万银元。

　　鸦片被各省军阀视做了钱袋子。如今统治四川的军阀就规定了：农民如果只种粮食不种鸦片，那么种一年粮食交三年的税，但是如果种烟的话就交一年的税……如果第三年农民还是只种粮食不种烟，那农民就要交七年的税。

　　川军也因此有了一个响亮的称号——“双枪军”，即一手火枪一手烟枪。若不是后来川军靠“壮士出川”在抗战中血战到底证明了他们的血性与勇猛，川军会一直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抬不起头来。

　　也正是因为百姓都荒废了土地改种鸦片，民国才会每隔几年都会发生“大饥人相食”的惨剧。

　　直到几十年后，那股红色的潮流席卷中华大地，那些开创了中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泥腿子抵抗住了钱袋子的诱惑，一刀切去了鸦片和妓女这两个毒瘤，才让华夏的民主真正站了起来。

　　乐景比在座的任何人都明白，鸦片问题是时代问题，不是单纯的人力就能解决掉的。

　　所以此情此景下，尽管不甘，他能做的也唯有沉默。

　　在安静的房间里郑宜梁的一声轻叹格外清晰：“君玉啊，别想了，这件事不是我们能解决的，就算大总统也解决不了。”他颓唐地苦笑一声，“若真有那么一天……我们能做的也就是以身殉国谢罪了。”

　　周德璋沉默几秒钟，然后勉力抬起头，露出一个难看的笑容：“瞧我，没事说这些干什么？倒是惹得大家都不痛快了，是我的错，还望两位原谅则个。”

　　乐景摇头笑道：“周公忧国忧民何错之有，只是我们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文章尽可能地传达我们的思想了。”

　　郑宜梁连忙点头附和道：“对极，对极，我就不说了，君玉你怎么也是个大作家，你的文章总有很多人响应，你可以用自己的文章来呼吁禁烟呀！”

　　周德璋在心里叹息，他明白这不过是好友在安慰他罢了。鸦片问题不是他写几篇文章就能解决的——他以往也写过很多文章表达自己的禁烟主张，也的确在报纸上引发过很多讨论，但是也仅限于“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