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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还是个智商问题，粮食局这个破地方，只有白痴才能呆得下去。”他们科长本来还打算假惺惺地挽留他一下，一看到这句话，差点气炸了头盖骨，颤抖着四肢签了“同意”二字，这样陈启明就成了粮食局最早放弃国家粮食的家伙，一个不容于所有领导的叛逆者。

　　叛逆者于1993年5月30日登上了去广州的火车，那年他22岁，30多小时的旅程，他一直都不大清醒，想象中的深圳就象天堂，鲜花铺地、美酒盈樽、走路都会踢到金子。他甚至还想到某一天衣锦还乡，跟科长见面的情景：油头锃亮的陈启明缓缓摇下豪华座驾的车窗，亲切地对他们科长说：“科长，这么多年不见，你的自行车还是很新啊。”那辆自行车是这们科长花900元买的，对之视若己出，每天都要在食堂的水笼头下擦洗一遍，亮得象许大马棒的盒子炮。

　　火车在儿童节的中午到达广州。陈启明提着一个灰色的帆布包，被汹涌的人流裹挟着来到万头攒动的广场上，面前的景象让陈启明销魂荡魄、欲仙欲死：在令人窒息的热浪和噪音的包裹下，黑压压的人群拥挤着、叫嚷着、冲撞着，象一个巨大而湍急的漩涡，没有什么不能被吞没，没有什么不能被毁灭。几个山里汉子正围着几只破破烂烂的编织袋抽烟，灰扑扑的脸上汗水直流；几个满脸灰泥的小男孩一路蹒跚而来，向每个人伸出双手；有一个扑通一声跪在他脚下，两手紧紧抓住他的衣服，口齿不清地哀求：“给我一块钱，给我一块钱吧。”陈启明掏出十块钱给了小男孩，一下子从梦中醒了过来，环视着这个苦难的广场，看见一个小偷正拿着镊子从一个老头口袋里掏钱，四周的人静静地看着，一言不发。

　　“我不可能凭自己的力量出人头地，”1993年的最后一天，陈启明满脸通红地对肖然说，“我没什么本事，也不想吃苦，唯一的选择就是嫁给黄芸芸。”

　　那天他们辩论了很久，正方辩手陈启明坚持物质利益至上，认为村长家的女儿，黄芸芸，有钱且有房子，且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东，一年的分红相当于陈启明当时工资的60几倍，“她至少可以让我少奋斗20年，从此不再为房租和生活费发愁，你说，”陈启明咬着牙反问，“我为什么不可以嫁给她？”

　　反方第一辩手韩灵认为陈启明嫁给黄芸芸恐怕会牺牲掉一生的幸福，“你和她会有共同语言吗？”她问，“黄芸芸初中都没毕业，你和她说什么呢？”站在可持续性发展的角度，她认为陈启明的入赘行为无异于滥砍盗伐、杀鸡取蛋，“黄家会一直有钱吗？万一有一天他们家穷了，你怎么办？”过了一会儿，她又对陈启明创效益的能力表示怀疑：“就算他们家真有钱，你又能控制多少呢？别忘了，你始终是个外人。”

　　反方第二辩手肖然认为这桩买卖的成本太高，原因是黄芸芸的皮相实在是太对不起观众，又黑又胖，皮肤糙得可以磨刀，一张典型的热带脸，两只外翻的鼻孔，满口茶色的牙齿，一笑起来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肖然一想起这个来就不停地皱眉头，好象黄芸芸就坐在他脑袋上，“就算这些你都能接受———对，关上灯都差不多，眼睛一闭张曼玉，被子一蒙钟楚红嘛，但是，你听说过张曼玉有那么厉害的狐臭么？”他夸张地比了个呕吐的姿势，“就算你没有意见，你的鼻子也没有意见吗———你到底有没有鼻子？”

　　陈启明当然有鼻子，而且快气歪了。听肖然放完厥词后，一直隐忍不发的陈启明拍案而起，脸上青筋跳，嘴里白沫飞，结结巴巴地怒斥肖然：“你爱韩灵的脸蛋和身材，我爱黄芸芸的钱和她当村长的爸爸，你你你……你凭什么以为你比我高尚？！”

　　陈启明是在喝早茶时认识黄村长仁发的。那是在下沙一间叫“福星”的茶餐厅，每天早上都坐得满满的，十年前还在田里汗出如浆的深圳农民，到此时已经洗净手脸，成了这城市纯粹的食利阶级，不劳而获的贵族。他们最经典的生活方式是这样的：每天都睡到日上三竿才醒，然后打着哈欠踱进茶市，要一壶茶，几碟点心，慢悠悠地一泡就是大半天，喝完茶后骑着摩托车到处去收房租，钱到手后就去打麻将，打累了才睡觉，睡醒后再去喝茶、收房租、打麻将，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仅不知道稼穑之苦，很多人连农作物都不认识了。

　　陈启明走进福星时已经没有空桌了，服务员把他带到一张大桌子旁，跟七八个东歪西倒、面色阴沉的老头子坐在一起，其中有两个正在激烈地辩论，嘴里烟雾腾腾，你“丢”过来我“丢”过去，丢得陈启明十分懊恼，正想换张桌清清静静地吃点东西，还没起身就被一个面皮黑黄的汉子一把抓住，然后听见一句十分提神的国语：“小火鸡（伙子）呀，你来评评理啦，你说老公强奸老婆系不系犯罪呀？”

　　此人正是黄仁发。丑姑娘黄芸芸的爸爸，陈启明的未来岳父，两家上市公司的股东，一家集体企业的董事，十年前他叫黄队长，现在人人称他黄总。陈启明没意识到此人在他未来生命中的重要性，他噘着嘴挣开黄总的手，没好气地回答：“当然不能算，跟老公上床，是老婆的义务！”

　　伟大领袖教导我们：打谁的旗子跟谁走，这是个关键问题。陈启明说，如果有